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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严重的危险，还是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比如在数学或前卫诗歌、绘画领域）。然而，新闻记者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或政治约束，却越来越多地和同人判断展开竞争：知识分子场域越来越像一次政变（specific coups）或新闻事件（media events）的场景——目的在于操纵收视率的新闻调查，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发布的名人榜，等等，特别是意欲成就或败坏作者、作品或学派名声的新闻大战。更一般地，新闻界和它对可读性、时事性、新颖性的世俗标准的追求，通过对编辑实践施加压力，在文化生产中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电视中上镜成为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评价标准）。(3)
文化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现在已经由出版日期、主题、书名、开本、部头、目录和版式来决定，以迎合新闻记者的期望，这些记者通过谈论它来创造它（如果它不仅仅是媒体中人——他们的签名仅仅由于媒体支持而成为抢手货——的产品）。权力——经纪人对流通手段的控制（这传递了一种合法化），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广泛，这样深入；前卫作品和畅销书之间的边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模糊。由于缺乏必要的眼力，记者式判断的特征之一就在于他们有意地将最自主的生产者和听命他人的生产者自始至终混为一谈，后者，就是那些所谓小品作家，柏拉图意义上的智巧之士（dexosophers），他们对于表面艺术（像广告代理人、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等所把玩的那类艺术）的精通，使得他们能够创造出科学的外表。
知识分子国际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卫自主性的手段，应是任何知识分子行动的首要目标。但这种行动（可称为法团主义行动）本身并不是目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干预会把这种行动扩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干预又会有效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至关重要。当艺术家、作家、学者发现，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特别是在这种公共论辩涉及他们管辖范围（jurisdiction）内的事务时，这些问题就更显得尤为关系重大。吊诡的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技术官僚、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问，等等）却赋予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以行使政治权力。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知识分子从公共辩论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几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业、政府或行政级机关管理位置的更高级别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拥有学术头衔，以往虽然是经济领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确认自己文化层次优越方面毫无困难的知识分子，却发现现在要面对一帮在文化层次上也堪与他们竞争的经理人员。这些新贵（new madarins）（在该词最强的意义上，因为他们是基于其学术头衔的威力来行使权力的），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政治文化具有超越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传统文化发现自己被贬到无用、琐碎，一句话，雌伏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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