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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他们把对外部经济、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依附引入到学科内部，这些人要不将自己的生产屈从于商业目的，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牺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势力（比如国家、政党，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有利关系来加强对本学科的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外部的规范才取代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殊规范。这种异质性借以入侵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洛伊木马，往往是这么一些人布下的，这些人，根据该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是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他们经常受到诱惑在本场域外结盟，意图颠倒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人还最易受世俗诱惑，因为他们最没有前途。的确，如果内部承认并不能绝对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护那些它认可的人不受补偿势力（compensatory powers）的企图的伤害，不受这些势力授意的报复的侵害。
上述还只是持续威胁文化生产的那些最普遍的机制。如果说今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比如，快速阅读、快速写作，这已越来越成为新闻生产和批评的规则）。文化分为两个市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一方面是为其他文化生产者生产的生产者，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生产或产业化的文学）的格局，现在也许会受到威胁。商业生产的逻辑越来越把前卫生产挤向边缘（特别是在文学领域，通过书籍销售的压力）。另外，国家庇护，看上去使文化生产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但实际上却通过各种委员会给人文和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这种状况提醒我们要警惕来自庇护关系的礼物可能会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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