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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
制定一种标准对话（measured dialogue）的规则，或者制定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纯粹的学科像数学、音乐、诗歌中也是如此。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垄断和支配关系。学者和艺术家们之间真正的交流，也许只有在所有当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后，才能达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状态。离数学和诗歌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自主性，既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也由于其事业中缺乏直接的社会“利益”而得到保护）越远，离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越近，自主性就越难获得，也越难捍卫。如果说建立理性对话的机制很难，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没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欲望、动机和利益，还不如说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这些听命他人的从业者（heteronomous practitioner），总是能找到途径，通过求助于外界的力量弥补他们的弱点。叔本华认为，最虚夸的背信（rhetoric bad faith）就是去争论一件只能由这个领域的外行才能摆平的事。经济学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学家也在内，都时常面临着类似策略的威胁。因此，新闻记者、作家和二流社会学家在诉诸常识反对社会学建构的时候，能够指望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社会学的建构，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却是挑战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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