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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题。
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综合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乃是自主性场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则，就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目标和价值在自主性场域的支配地位。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场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已经完成了。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扩张他们那个头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坚持他们对金钱和商业目标的拒斥。现在，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伦理（特别是与性有关的事情）和政治中郑重陈述他们的相反价值。从社会秩序卫道士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越界（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还闹上了法庭，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左拉都碰上了这种事）。知识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狭隘价值观的名义，通过支持左拉对军方的批评（或者像很久以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们通过在121人请愿中公开站在敌人一边），坚持他们有权逾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最惊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为了实践道德领导权，他们从伦理普遍主义和科学普遍主义的不成文法中寻求权威性，有时，还在战斗中推进集体动员，将自己场域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
对知识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这两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互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吊诡的综合，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这种综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退回到一个个由历史的钟摆保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退回到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纯粹的政治行动者、记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这种综合也意味着，这两种对待政治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平衡，能够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对自主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内在于文化场域的），必须要考虑世俗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随着历史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外（如教会、国家，大型工商企业），也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内，但在文化场域内的时候，它们都掌握在那些控制着特定生产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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