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一棵大树
尹田
【全文】
真没想到杨老师会这么快就永远离开了！几个月前，已经听说杨老师生病，并不认为很紧要，在我眼中，杨老师从来就是高大的，魁梧的，像一棵顽强屹立的大树，而大树就是大树，肯定不会突然倒下的，因此，我还遵照魏振瀛老师的嘱咐，邀请他去澳门科技大学参加我所指导的两位博士的论文答辩，在电话里，他依然声若洪钟，爽朗热情，痛痛快快就答应了，至于病嘛，已经没事了。我好高兴。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又接到他的电话，说澳门恐怕不能去了，要住院。以后的消息渐渐就开始不妙了。然而仍固执地相信，杨老师会没事的。忽然在网上看到他的死讯，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能够想到做的事情，只是马上给远在重庆的柯瑞清老师打电话，虽然已经深夜十二点。
作为西南政法土生土长的人，好多好多年之中，北京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民法学者我一个也不认识（正确的说法是他们不认识我），唯一认识的是杨老师。那是在80年代中期，为重庆监测仪表厂与武汉煤气公司的二审诉讼案，杨老师的同学、西政民法室主任柯瑞清老师力请他出马共同代理，于是他来到重庆。我和柯老师的儿子同龄，柯待我如同儿子。几天之中，便有机会和杨老师相处，听他用带口音的普通话讲情势变更原则和其他。在我眼里，杨老师就是一棵大树，须仰视。诉讼案最后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批复而获胜，成为一块里程碑，杨老师在《法学研究》上的相关文章，我自然也是以崇敬心情读完的。
以一种细微的感受，我觉得杨老师是喜欢我的，而且值得我去信任。作为一个刚出道又有理想和追求的年轻人，我已经知道做学问的艰辛，而在难以预知结果的漫漫长路上，何尝不幻想有一棵大树可以支持，尤其在重庆偏僻的山沟，杨老师的出现，似乎在我和那么遥远的北京之间，展现了一条隐约的通道。于是，杨老师间或的到来，便成为我的节日，而将他领进为学生作讲座的教室的那几步路，也就有了无尽的骄傲和自豪。而陪同杨老师在路上走，听他总是高屋建瓴的鸿篇大论，便总感觉是在陪同一位将军或者大将走路，自己的卑微身材，似乎也高大了很多。
有段时间，杨老师在研究劳动力理论，那种投入和沉迷，令我吃惊，尤其听说他为此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我几乎当场发出痛苦惨叫：按照这种标准，我这辈子也甭想做什么学者！晚上我带着妻子去招待所见杨老师，屁股刚挨着沙发，他立马又开始谈他的劳动力理论，中途有人找我有事，我撇下妻子离开，没想到一个多钟头以后才回来，但见杨老师目光炯炯，声若洪钟，劳动力问题的分析似乎才刚刚展开，而我正襟危坐的妻子已经脸色苍白，目光呆滞，摇摇晃晃，快要支撑不住了：我可怜的妻子，她没学过法律，也没学过经济，根本不懂什么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