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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权，难以真正发挥对检察官的制约作用。在我国，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被害人对这三类不起诉决定不服都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而对于那些本属于公诉机关控诉的公诉案件，这事实上意味着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否定；被害人在检察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不起诉之后，可以任意地向法院提起自诉，也是对检察官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终止性的破坏。同时，被害人提起自诉程序之后，检察机关退出诉讼程序,完全不参与，这时被害人对于检察官的监督是非常名义上的，因为他既不能迫使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也不能使检察机关对自身错误采取任何纠正或补救措施,而只是简单的将公诉机关置于诉讼程序之外，这既不能发挥对检察官制约的真正效果，也进一步使被害人处于更不利的境地。
其次，破坏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被害人处于完全优越于公诉人的地位。随着起诉便宜主义原则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发展，检察官对于刑事案件逐步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只要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就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的这种“公诉转自诉”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同时，被害人的如此绝对权利，使得被害人而不是法官在检察官面前处于了一种相对优越的地位，影响了检察官公诉权的效能。
最后，完全转移了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使被害人成功追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微小。对于那些本属于公诉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诉，使得被害人直接与犯罪人面对，事实上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完全转移给了被害人。尽管法律要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但对于证明犯罪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对于本属于公诉的案件，将检察机关置于程序之外，最后完全由被害人承担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任务，这在实践中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那么针对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被害人应该被授予何种救济措施呢？笔者认为，改革的思路应该是赋予被害人申请法院司法救济的权利。也就是，检察官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当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吸收被害人的参与；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直接制作裁定责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认为检察官不起诉决定正确的，驳回被害人的申请。
采取这种司法审查的方式，具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使被害人对检察官决定不服的救济权力收归在法院手中，体现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有助于提高法院的司法权威；第二，法官认为应当提起公诉的，直接责令检察院提起公诉，按照公诉程序进行，而不是让被害人提起自诉程序，这就有效保持了公诉案件的统一性，使对公诉案件的追诉权保留在检察官手中；第三，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解决被害人举证能力上的困难，能够使被害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情况下对案件有效参与，保证了案件的成功指控。当然，这一设想的实施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四、检察官对于被害人的协助
在被害人与检察官这一控方的同盟体内，被害人对于检察官而言既有从属性又有独立性，既要发挥被害人对检察官的制约作用，防止检察官在以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下侵犯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更应发挥检察官的主导作用，由检察官承担控诉犯罪的主要职责，检察官对于被害人进行引导和协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二者之间关系的融洽，也才能使被害人的权益真正得到保护。
在整体上，检察官对于被害人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这主要包括：（1）从最初对被告人的提起指控，到最后对罪犯的减刑、假释，都应使被害人知悉案件程序的进程；（2）有关当局在作出保释、延期、协商性答辩、撤销案件、降低指控、量刑和补偿措施等决定时，应当考虑被害人的观点；（3）保护被害人免受折磨、威胁、伤害和其他形式的胁迫、报复；（4）尽可能迅速地解决案件，没有不必要的迟延；（5）对于出庭和其他时间的变化及时通知被害人，使被害人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的浪费；（6）帮助被害人从警察那里恢复被盗的财产。 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6条也要求各国政府“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向受害者提供适当的帮助”。这里的帮助包括法律帮助、法律援助、社会救助以及国家补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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