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被称之为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起著作权纠纷的案例1中（姜思慎诉乔雪竹案），“事实”部分忽而演变为作者对中国司法实践的杂感（页3）：
虽然本案和它的判决方式对西方读者会很陌生，但看起来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即使只是顾全面子的和解，也比寻求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连贯而明确的法律基础来得更加迫切。这种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方法倒也并非完全陌生——它令人回忆起英国普通法当年突破僵硬的救济措施的方法……
这确是非凡的洞见，只可惜论坛不对。作者个人的观点和评论应当放在另一标题下。事实上作者在别处就是这么做的：在他1991年出版的书中，[***Zheng Chengsi ＆Michael Pendleton，Copyright in China， CCH International， 1991。**] 同样的这段话就出现在同一案例”事实”部分的前面（页35）。
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作者某些随意所发意见中的事实不准确。在一些地方，作者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90年《
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生效）之前不存在著作权制度（页35及多处）。但是虽然”缺乏任何特定的法律规定著作权”（页3），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当局却并不吝于解决著作权纠纷。人们不免要问法院和著作权行政机关是依据什么样的法源(legal authority)作出决定的，在姜思慎诉乔雪竹案［1985］（一个电影剧本作者和她的编剧之间著作权纠纷案）中，如果依照作者的说法：“共同作者（joint authorship）的概念在此时……为法律与实务部门所不知”（页7），那么法院又是如何合法和令人信服地主持调解，使当事人同意成为“共同改编者”的呢？
同样，在案例9（李淑贤诉李文达，1996）中，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的遗孀，主张溥仪是其自传《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那么，在1984年此著作权要求第一次提出时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读者们读到该案先被文化部的版权处（Copyright office）调解，然后又被送到新成立的国家版权局。在1985年11月，国家版权局发布了正式“解决意见”（Suggestions for Decision），试图解决此纠纷，该意见认为此自传系合作作品。因此，遵照国家版权局的意见，此书的著作权应首先由溥仪和作为被告的编辑者共同享有。是后者负责使该书最终定型的（页63）。[***关于此案当事人的主张和立场，参见《光明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3版；《法律咨询》1986年第2期，页30—32；1990年第6期，页18—22；《民主与法制》1988年第5期，页25—27；1988年第10期，页30—33；《法律与生活》1990年第9期，页10—14。**]
实际上，在1990年《
著作权法》颁布很久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开始保护著作权了。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平反后，著作权就成为讨论和争议的主题，虽然是以个人对作者身份及相关利益的要求形式表现出来的。紧接着1979年中美贸易协定（Sino-US Trade Agreement），在1980年2月1日，国家出版局就向全国各出版和文化单位发文，传达了贸易协定的第6条。该条承诺，在互惠条件下，依中国法律“并适当考虑国际做法”，对美国作品的著作权进行保护。但是，为了避免时机未成熟就给外国作品以互惠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著作权制度是依一份内部文件创立的。此即文化部在1984年6月15日发布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1985年1月1日生效。虽然是保密的，但该条例显然在行政执法和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适用。它经常出现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著作权案例的公开讨论中。在1987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一个通知，重申该条例仍然是内部文件，“不允许发表，不允许披露给外国人”。通知进一步规定，媒体在报道著作权事件时，应将该条例称为“国家有关规定”。[***Peter Feng，前注1引书，pp。49ff。以上文件，见周忠海、阎建国(主编)：《中国知识产权实务大全》，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