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的写作曾受到江苏省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在此谨表感谢。一个有所删节的版本见《法商研究》2002年第2期，第34-39页。
2 江平：“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第7-12页；文正邦：“论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5-27页。
3 见乔晓阳：“关于这次修宪的背景、过程、原则、内容及意义”，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第3-8页；“
宪法修改问题笔谈”，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147-156页。
4 见苏力：“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8年12月创刊号。
5 参见郝铁川：“法治的源头是德治”，《检察日报》2000年6月14日。
6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
宪法理论，即使一项法律的通过符合民主程序，且也确实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但如果它不公正地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或利益，那也将构成违宪的“恶法”。对这个问题的最早讨论，见1803年的著名案例“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 5 U.S. 137-180），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5页。以下简称“《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
7 对于法治概念的界定，笔者将另撰文论述。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体现，参见张千帆：“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宪政问题”，《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8 Grundgesetz, Art.20，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
宪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2页。以下简称“《西方宪政体系：欧洲
宪法》”。
9Hume’s Law，见David Hume, A Treatise ofHuman Nature, Book III, Part I, Sec. 1。一种常见的表述方式是，在大前提、小前提和逻辑结论的三段论式中，如果结论中含有任何规范性陈述，那么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中必须也含有规范性命题，而不可能从纯粹的事实性前提中推出。
10 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9，126-129，141页。
11 这里的“非理性”（non-rational）只是指不涉及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计算过程，而不应被理解为“不理性”或“反理性”等消极概念。参见胡敏中：《理性的彼岸：人的非理性因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12 如见《史记》、《后汉书》、《隋书》及新旧《唐书》中的《酷吏列传》。这些故事似乎能证明，极端的集权与暴力统治往往发生在法家当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