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和普通法律不同，
宪法作为“更高的法”（Higher Law）并不是纯粹道德中性的，而是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维度。既然是国家最高的法，是国家法律“金字塔”的顶峰，
宪法必然会涉及到道德价值的基本选择。这些道德价值构成了国家
宪法与法律的规范性基础，并通常受到
宪法的明确承认。例如1788年的美国联邦
宪法在“前言”中明确宣布，
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定，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被及我们与子孙后代。”27 作为实现这些实体目标的手段，
宪法规定了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并在《权利法案》等
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保障言论自由、法律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第14修正案）等公民基本权利，充分体现了美国宪法以权利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同样，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在第1条就明确规定，“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权力均有责任去尊敬与保护之。……不可侵犯与不可剥夺的人权既是每个社团，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石。”28 这说明《基本法》乃至于整个德国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人格尊严及人权的价值基础之上的。
宪法的其余部分，包括特定的权利规定和政府的分权结构，都是基本价值的具体延展。正如德国宪政法院明确承认，《基本法》包含着权利和责任的实体价值，因而构成了一套“价值的客观秩序”。29
因此，宪政是德治与法治的理性统一。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它包含着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为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正如墨菲（Walter Murphy）教授指出，“宪政主义是一种规范性政治理论，[它]要求任何社会的中心价值必须是人格尊严。”30 同时，它又通过法治使得基本的道德价值获得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宪政把道德法律化，因为通过实施
宪法，它使基本价值进入到法律的实体领域，并经由法院而成为有效的政治生活准则。没有宪政，法治就失去了道德源泉，法律体系就成了一个没有顶峰的“金字塔”；没有宪政，德治就将流为不可实施的空谈，甚至成为政治权力与社会不平等的保护伞。本文已经论证，法治与德治是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治国方略。而只有实现宪政，法治与德治才能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理性的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