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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不仅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而且使被害人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我国目前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构造中，侦查机关庞大而无制约，没有控诉、辩护、裁判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只有刑事追究与被追究的关系。在这么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完全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构造中，国家取代被害人包揽了一切诉讼活动，被害人仅成为立案的材料来源和调查询问的对象，成了侦查破案的工具。因此，这种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如果没有改变，被害人的程序参与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第二，检察机关的双重角色，司法审查机制的阙如。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院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控诉者有是法律监督者，被害人对于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决定不服，采取的就是向检察院申诉的方式，但检察院的控方地位注定了这种监督是不可靠的。而实践中，法院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又面临一系列的障碍，法院的权威远没达到可以有效制约公安机关的程度。
第三，被害人积极参与侦查程序，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办案效率？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积极参与侦查程序，侦查人员对一系列重大决定都要通知被害人，这无疑降低了办案效率，不利于侦查破案；而相反的观点认为，被害人积极参与侦查程序，其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和尊重，这无疑会更加激发被害人的控诉热情，从而会更加积极地协作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破案，所以会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 可见，被害人充分参与侦查程序的效果到底如何，还需要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总之，警察作为犯罪的主要侦查者，与被害人利益具有一致性，但也有冲突矛盾的地方。有必要增强被害人对侦查程序的参与，以被害人的诉权制约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被害人与警察关系的改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制度层面的而不是情感上的，它涉及到侦查构造的改变，司法审查机制的建立等一系列宏观的问题。
【注释】 在我国，公安机关负责了大概80%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 在检察院侦查的案件中，只是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才存在个体的被害人。
参见：1999年法律年鉴，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厅供稿。
应该说，被害人作为犯罪的“第一守门人”，是与警察相比而言，据统计，如果没有公民协助那么将会只有13%的案件进入警察局，这也就意味着在刑事立案中被害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害人一定程度上成为是否开展刑事程序的最初决定者。被害人向侦查机关报案，这是被害人与警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侦查机关正式决定立案，则是取代了被害人控诉犯罪的职责，成为制约犯罪的“第二守门人”。
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66.
对于被害人迟延报案的情况，参见：任克勤主编《被害人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231页。
当然，有相当部分的公众对警察反应的时间并不满意，例如在1982年全美的调查显示，22%人说在打电话后到警察到来之间存在“很长时间”。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68.
对于那些犯罪已经发生，但是没有察觉或识别，或者谁也回忆不起来的案件称为“绝对隐案”；对于已发现的嫌疑犯，由于检察院不起诉或者法院因缺乏证据而宣判无罪的案件称为“半隐案”；对于那些被定罪的犯人实际上所犯的罪行，比侦查机关发现或所能证明的要多的情况，称为“犯罪生涯隐案”。而对于因被害人不报案而引发的“隐案”，仅属于全部隐案的一部分。参见：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04-205页。
参见：任克勤主编《被害人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参见：]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29-231页。
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65.
See Andrew Karmen, Crime Victims: an Introduction to Victimology,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164.
对此，有的学者还列举了被害人不报案的一些其他心理状态，如：错误认知与无知的心理、蚀财免灾的心理、顾及名声的心理、担心“拨出萝卜带出泥”的心理以及寻求法外“补偿”的心理等。参见：任克勤主编《被害人心理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427页。
参见：夏焱森、李安辁《论刑事立案监督操作规范的运用与完善》，载《》；胡立新、何志刚《论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监督》，载《人民检察》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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