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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我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太缺少认识了,像中国这种国家只能由共产党这种"强权政治"来统治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隔靴搔痒的,问题是以后我应该做什么呢?教授律师都是为了自己达到上层政治社会的手段--竞选议员席的手段,现在目的已不存在,手段自然用不着了。当时曾估计过的出路是第一,气愤下再到美国去,我的护照还没有到期,我身边的美金足够我到香港转美国的盘川。通过我先生的关系,移民局的问题都不至成为严重的事情,并且可以找一个起码的工作。可是我是中国人,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要死在这块土地上,我记得波兰那个大音乐家肖邦在离开家乡时拾起一撮泥土放在衣袋里时那种黑暗伤的神情,我想起了我是黄种人,想起了有色人种受白色的"绅士"们歧视的神情,我想起了我在愉快的工作时要被人骂"白华"的神情,我又却步了。第二个出路的考虑是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转业到工商企业方面去,从此不过问政治了!(事实上,我回国后,就依靠我哥哥公司里的顾问职务,作为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可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响亮的告诉我民族资产阶级将来亦是要被改造的。我还年轻,十年,二十年,刚是我事业有成就的时候,自己花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却反过来被人改造,而且谁能保证以后私人企业的前途是什么呢?要我花那一生的精力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么到底做什么好呢?在这一段时期中,自己真是到了痛苦的深渊了。多少年来,自己有了希望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的强烈欲望,自己愿意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贡献,因此打定了要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而在过去的生活中,一步步的做完这种准备工作,我从没有浪费我过去这一段过,但是当我要贡献出这一切来的时候,天翻地覆的变了,变得是这样的快,这样彻底。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中国已开始强大起来了,可是它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强大起来的方式,它的强大中没有我努力的成分。而且它强大起来了,连我的人生观都动摇了,我怎么能甘心永久放弃自己的抱负呢?好吧!到共产党下面去做事吧!承认"既成事实",亦许在共产党下面到能伸展我那伟大的抱负,紧接着的考虑是第一,生活水平要不堪想像地降低了。假使说做一个中国现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十年二十年才被改造,那么这十年二十年总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何必现在就去做任务子先去吃苦呢!第二,我回国的几个月里面亦认识了"美授"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这与我过去在"纽约时报"上所看到的是如何两样,但是一定要我承认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总觉得有亏良心的。(在当时,我是拿美国人民的美国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美国不分开来看的。)第三,我自认自己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想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我就马上想起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集权制度,尤其听说共产党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这句话是胡适说的那我如何忍受得了。第四,我这一去以后过去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中断了。我所谓我的社会关系就是指我哥哥的那些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坐在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留学生俱乐部"里的那批高贵"绅士"们,同时亦包括了我的爱人,她还在美国读书,而她大概是打算在美国做白结了。虽然我过去与他们的政治观点上有冲突,(因为我是"中间偏左"呵!)但在感情上,我们还是一致的,然而我这一去北京的行动,就觉得这种冲突已到了决定性程度而感到有点留恋起来了(我还不晓得这就是阶级感情)。最后一个考虑是自己的虚荣心太受打击了,无论如何,我到底亦是一个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我到底还是个研究"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组织"的"专家",管理国家大事是我们份内的事,可是现在却要向共产党,向无产阶级讨管这份事的饭吃了!但是这种种的顾虑迟疑到底还是胜不了自己要发展"经国济民"抱负的强烈欲望,就在那种不妨去试一试的原则下进了本院。对朋友们说:我上香港去做寓公了。记得自己到北京来的火车途上,每想到上面那种种委曲,就赶紧用欧洲史上,宗教革命后的一句名言--"此时此地"--来鼓励自己。到底我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饭,我是降低了吃饭的水准而来的;为了做官吗?我最看不起混饭吃,向上爬,结果是误国误民的官僚;一切是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观--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