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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上面这些原因,我在学校里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打定了主意,我要拿它作为我将来的职业与事业,因为这与我的"经国济民"的抱负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就带了这一大套完整而高深的理论以及与这相适应的生活作风与习惯回到了中国。不但是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以为从此以后我那酝酿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大换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在归国的旅途中,我仔细的安排了我回国的计划--贯彻我那人生观到实践中去的计划,亦是我这一生前途的计划。首先,我打算在大学里教点书,这表示我不是一个起码,过全的人而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又决不愿终身做个教书匠,因为这会埋没了我的抱负。另外我把律师业务作为我的工作重点,因为这一职业是可退可进的,可退的是假使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内战还在继续中,那么我可以"洁身自好"而等待时机。但是内战总是要有结束的,不管怎样结束,(但我从未估计到是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中国反正是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的。所以,我这律师决不是做一个"讼棍"之流,专门打钱债官司的,而是像美国那样完全政治气味的律师。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早在我那人生观成熟的时候,自己就已想到要实现这种大事业,非站在最上层政治社会上去不可!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我亦估计到我自己回国后的经济问题;可是我从不曾为这一问题而担忧过,我晓得,通过我哥哥的关系-他继承并扩大了我父亲的事业-就可以支持我做一个"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的。譬如我可以做他们名义上的法律顾问,我所谓他们,就是指与我哥哥有关系的这些有钱人。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我登了陆,到了上海。
　　可是历史的发展对我那一伟大的人生观以及在旅途中所安排好了的实践的计划真是一个大讽刺。就在我归国不久,淮海大战发生了,这一战局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亦使我那有具体内容的人生观破了产!没有话可以形容当时我的沉重心情。我采取的态度是二三个月来完全闭门读书-整理过去读"国际公法"的笔记,当时这种"与世隔绝"的态度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失望、空虚,●徨与痛苦,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要对我开这样大的玩笑!为什么我过去从未曾估计到中国的命运会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呢?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我那生观的实现是与蒋介石政权的存在,美国的存在分不开的,没有了他们,我的"中间路线",我的实践计划就都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