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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工作者的资质、培训与管理：全市培训由每个县/区负责，市一级的培训一般是业务骨干，像法律服务所的主任或司法所的所长这一级。县里面的基本就是全部参加培训。培训费用由法律工作者自己出。内容主要是业务培训，偶尔也有政策方面的培训。培训方式是讲课与开会结合起来，主要是请知名律师和法官来讲课（当地的法律工作者对西南政法学院的老师很熟悉）。自己也进行一些职业纪律职业道德上的培训。
2．2法律服务所在法律服务市场中的角色
特色业务。农民出外打工是B市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务则成为B市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一个主要业务。本世纪以来，B市政府专门发布文件，要求大力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的赔偿的法律服务，加强维权工作，这一块主要就是靠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他们对每个有出外打工的家庭进行登记，并留下当地法律工作者的联系方式。仅以2003年上半年为例，法律工作者为外出务工人员代理的诉讼案件是54件，非诉讼案件是113件，法律援助是28件。在该市n城区，7个镇和3个乡，200多个街道办事处，人口47万，2002年外出务工人员是17462人。该区建立了14个司法所和11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在省外代理的诉讼案件35件，非诉讼代理是64件，远及山西、广东、吉林、厦门、新疆等。这些案件，一方面请律师要花很多钱，老百姓不愿意请律师；另一方面这种案件很辛苦，当事人支付能力又差，律师一般不愿意办理这种案子。所以主要依赖于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能吃苦，又是本地人，和老百姓走得很近，人家也相信他，请起来也方便。
在调查中，法律工作者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举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五位B市民工在北京门头沟区瓦斯爆炸死亡的案件，一位该市民工在山西煤矿受伤之后仅获得几千元赔偿的案件，一位在东莞工伤死亡者孤苦残疾的母亲临近春节等待赔偿金过年的案件……许多案件由于当事人根本无力预付代理费和活动费，法律工作者只能先垫付所有费用，如果胜诉才能根据情况拿回几百或几千元报酬。他们常常跟那些贫穷的民工当事人一起坐硬座火车、住工棚、在交通不便的山区徒步跋涉，为那些在外受人欺凌的老乡讨回公道，为他们在家乡等待接济的父老子女拿回多一点生存的凭据。这些都是住在城里的律师们不可能做到的。一位法律工作者认为这样的服务是法律援助的一部分，他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仅限于诉讼，老百姓有了纠纷，法律工作者自己贴钱、贴差旅费来帮助解决，实际上也叫法律援助。 因此，他们一方面承认法律援助中心应该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呼吁应该给农村的法律服务一定经济上的支持。
与律师之间的市场划分与竞争。案件类型除了为外出打工的服务之外，另外简单的案件主要是债权债务案件也比较多，比如几百块的民间借贷、承包、婚姻家庭方面的赡养抚养。大一些的案件就是人身伤害，穷困的地方，常常为一点田边地角的事情打架，造成一些伤害的，这种案件也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为基金会催收贷款和解决拆迁纠纷。
法律工作者与律师之间在市场竞争中的最大差别是收费标准不同。法律服务所根据省物价局统一的收费标准，一般由双方协商，象一般的民事案件不涉及财产纠纷的，规定要求是300元，但实际上在B市这样的贫困地区，相当多的当事人实在交不起服务费，交一百两百也收，有时候甚至是提供无偿服务。但律师收费，如果不涉及财产纠纷，起点是1000元，一个重要的刑事案子收费不下几万元。法律服务所接受法律咨询、代书是不收费的，但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都是要收费的，而且一般都还有一个固定的价格。所以，法律服务所的业务量很大，但收入较低。以B市某区为例，该所担任乡镇一级和村一级的法律顾问共331家，代理诉讼446件，协办公证462件，办理见证453件，法律服务所的业务一年收入接近42万，大概抵得上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但他们所承办的案件是律师所案件的10倍以上甚至是几十倍。
这一数字对比，一方面说明法律工作者的确占有了很大的市场，律师有理由不高兴。法律工作者对此表示理解，他们说，同样的案件，一个律师可能收一万元代理费，但一个法律工作者可能一千元，很容易产生矛盾。但在另一方面，农村中的很多案件，像打架纠纷，是律师不愿意做的，律师不要的市场法律工作者才去占领，这块市场是法律服务所主要的市场，法律服务所设在农村，律师事务所大量的设置在城市，冲突并不很大。在比较繁华的城区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大概比例占总业务量的六成以上，一些乡镇可能只有三四成了，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镇，到B市坐汽车要坐一个半小时，那个地方没有法庭，派出所里只有一两个人，然后就只剩下司法所，那里的诉讼案件一年也就一两件，主要业务就是调解。
受调查者特别提到了民事诉讼中关于民事证据的司法解释对于法律服务市场需求的影响。很多企业不了解这样的新规定，农民更没有途径了解，他们一有问题就是找乡镇政府和党委、政府要求指导。许多案件就到了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所。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共生现象为法律服务所生存创造的优势。对于那些熟人社会里的简单的民事纠纷，法律服务所的处理具有更高效率，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债务纠纷，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群众的关系都很密切，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一看当事人双方，就知道是谁在幕后出主意，于是很快就能找到出主意的人。而这种纠纷如果拿到律师事务所，五百上千也可能都解决不了，最后还得去法院。
与律师服务质量的对比。受调查的法律工作者一般都承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律师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自身执业当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法律工作者有时也假冒律师（称自己是律师，或者老百姓农民称他为律师时不置可否）。但许多法律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荣誉感，认为他们和律师做的是同一份工作，学的都是法律，对于法律的理解未必差于律师。更客观的看法是，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诉讼的胜诉率基本和律师相等，不过原因并不在于律师的水平不高——律师的水平肯定是要高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心——提供法律服务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法律工作者却非常尽心的、非常敬业，因为他们接触老百姓比较多，都比较体会老百姓的疾苦，律师一般接触的都是城里人。
在问到基层法院对待法律工作者的态度时，受调查者大都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法院的歧视，包括在外地法院出庭，他们一般都能为当事人获得较高的赔偿。只是有时候作为对手的律师会以一种蔑视的口气说话，故意让他们感觉低人一等。
接受调查的一位法官证实了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自我评价。他说，在基层法院从事工作的那些法院院长、庭长和法官们都很清楚，很多法律工作者代理案件都非常负责任，至少发表辩护词都要写个书面的东西，比如写个代理意见，而律师往往认为这个很简单，只带一张嘴，有时什么证据材料都没有，法官收集证据材料要到处跑，很多法官认为律师真的太懒了。法律工作者却大多数不是这样，他们很认真。
三、山西省C县基层法律服务现状考察
按照课题组的安排，在对四川B市和湖北A市的调查之后，项目调查组于2004年1月6日—1月12日对山西省C县进行了为期7天的实地调查。此次对山西C县的调查是以该县人民检察院为切入点进入调查现场的，调查仍主要采取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的方式。
1、C县的基本情况
C县位于中原西北部，全县总面积为437.9平方公里，辖7个乡镇，15个行政村，全县人口为17.1万，约75%的人口为农村人口。 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C县的发展状况令人看到一个“生机和活力超常迸发”的新城镇。“截止2002年底，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4.4亿元，比1997年增长一倍；财政总收入完成1.02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比预定目标提前两年跨入亿元县城行列。尤其是近三年来，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营业收入分别以13.7%、25.2%、44.3%的递增高速增长；财政总收入绝对额增长了3843万元，年均递增达到12.4%。2002年该县以不可置疑的发展速度跨入了全国百家基本竞争力提升最快县之列。
然而，这份报告上的数据与调查组在7天的调查中的亲身感触形成反差。 调查组一成员在描述C县印象时写道：“C县是个小县城，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即使到了周末也是冷冷清清。感觉与南方的县城相比，这里少了些的活力和灵气。这里的百姓比较淳朴，也安于现状，观念和南方的人们相比要差了很多，这地方到外面去打工的人很少，而倒是外地到这里来打工的却很多。从我这个南方后生的视角来看，感觉北方的孩子似乎总过于懒散。衣食无忧自可聊生，所以虽说这里的百姓并不富裕，但社会治安形势并没有南方城市那么严峻。走的那一天，再看看C县那灰蒙蒙的天，想象着要回到那喧嚣的北京，感觉这里其实还是个没有睡醒的山村。”
这番描述也许过于感性的描述多少反映了描述到了调查组成员普遍感触到的事实。从我们所调查的所有对象（法院、检察院、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其他）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里的百姓并不富裕，甚至还比较或很穷苦。这里所发生之纠纷种类，主要是传统型的婚姻家庭纠纷，比如赡养纠纷很突出，很少有经济方面的纠纷。综合种种的迹象，我们对于C县的基本情况界定为：第一，如果以市场观念和市场经济是否发达作为衡量现代社会的标志，那我们可以说C县基本上还是个传统社会；该地市民社会尚未形成，政府却显现出强势的特征，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很高。
2、C县基层服务所基本情况
2.1 C县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
官方报告。C县的法律服务体系与上面的形式跟得很紧，这种倾向从C县司法局各年度的统计文件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2001年C县根据“上面的”文件，已全面实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与司法所正式脱钩，走向市场化；2002年，C县司法局的统计文件上已经把法律服务所放在了次要地位，同时摆开了建立庞大的法律援助体系的架势。在实际上，2001年的改革对于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和重要的，因而我们对于C县法律服务体系的介绍需要分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阶段进行。不过，与A、B两市的统计文件相比，C县的报告不仅显得粗糙和简陋，而且其中数据也不能作为客观描述的根据。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资料的使用只是用于通过每年数据的对比，来对比改革前后法律服务所与其他服务主体之间市场占有率（即使只是反映了C县官方设想、揣摩或杜撰的占有率也是有意义的）。
i）改革前
在1998年度，全县基层法律服务共开展法律咨询915人次；代写个类法律文书412份；为乡镇、村委、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担任常年法律顾问121家，为聘方挽回经济损失80余万元，避免经济损失510万元；调解疑难纠纷821件；宣讲法律43场次，使4700余人受到法制教育；协办公证31件；民事代理131件；参与非诉讼代理13件。全县唯一的律师事务所全年共担任法律顾问9家，办理各类案件151件，分别比去年提高50%和37.6%，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为历史之最。全县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保持在98%和96%以上。全县155个调委会，其中西南街式调委会38个（受司法部表彰的西南街村式调委会在全县广为推广）。 报告在提到司法局工作不力的地方时指出，乡镇“两所”建设从面上看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个别“两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表明，两所建设仍然是C县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内容。但此时C县尚未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文件中只是提到，“县局力争在六月底以前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这份报告区别于A、B两市的特色，就是十分强调调委会的职能。然而，联系到C县投“上面”所好的明显色彩和我们所观察到的C县法律服务市场整个不景气的状况，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C县官方对调委会工作的强调与司法部对该县西南街调委会的表彰孰因孰果。带着这份好奇，课题组对西南街村调委会进行了专门调查，文后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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