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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要的研究。此外，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分权制度，也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对于有关的分权理论，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38～356页。）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对税权进行有效的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实行“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所要求的分权，也是有其意义的。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集中财力，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包括转移支付、调整经济结构等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也才能有效解决财政的纵向失衡和横向失衡的问题，使各地政府都能够有效地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以实现其基本职能。如果基于这种考虑，就需要税权上的集中。同时，也正由于发展不均衡，各地情况迥异，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因此也确实存在着适当分权的必要。特别是目前财力分散的现实，实际上已经说明，分散也是一种客观需要。事实上，由于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投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
可见，现行的集权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在集权与分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上存在矛盾：集中财力，解决分配秩序混乱和财力分散的问题，迫切要求实行集权模式：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保障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以及各部门、单位的特殊性，则要求财力的相对分散。从总体上看，综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各种因素，应在实行集权以后再实行适度的分权，这大概是我国较为适当的一种改进路径。
分税制作为一种分享税制，必须使中央政府与相关的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地分享社会财富。对于“分税”的理解是不同的——究竟是应分税款，分税种，还是应当分税权？从法律上讲，非常重要的要分税权。因为税权是根本，是税权带来税款，是税权影响到税种的确定。而在分税权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分税收立法权。如果能够把税收立法权分配得当，则其他税权的配置，都会相对更容易，也更顺畅。
（二）分享模式及其问题
在横向分权方面，我国的税收立法权实行的是分享模式，并且，就立法的现实来说，恰恰是中央政府在大量地行使税收立法权。从严格的税收法律主义的角度说，这是违反“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的。对此用“授权立法”的理论来解释是乏力的。因为即使在实行分享模式的情况下，也必须强调立法机关作为税收立法主体的地位，而不能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越俎代疱，否则至少在理论上会造成对国民财产权的侵犯，这与依法治国或依法治税的精神是大异其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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