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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权模式及其问题
之所以说我国税权分配实行的是集权模式，是因为我国的税收立法权一直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这当然同我国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财政压力、历史文化等都有密切的关系。正因如此，在我国的税法和税收政策中，反复强调的是：税收管理权限要高度集中于中央。
实际集权模式，对于我国这样的实行单一制并有着悠久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对于我国这样的存在着很大的财政压力的发展中的大国，当然有其必要性。特别是从提高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角度说，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它是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力等国家能力的基础。（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而汲取财政的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获取税收的能力。因此，国家要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全面提高国家能力，就必须集中财力，从而使实行集权模式有其客观的需要和必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税法和税收政策方面所实行的集权模式，同税权分散的现实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事实上，我国虽然长期强调集权，但是税权在实践中却被侵蚀和分解，这是导致财力分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做到“收放适度”，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膨胀，财政支出将随之呈现上升趋势。（注：著名的财税大师瓦格纳(A?Wagner)考察了19世纪欧美等国家的公共支出的增长情况，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得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支出也相应地不断增长”的结论。对于瓦格纳定律人们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例如，马斯格雷夫认为，瓦格纳定律只是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支出也会相应地提高。）我国财政的“两个比重”均偏低，其中预算内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近几年一直徘徊在11%左右。财力的分散一方面说明税收集中的预期目标并未有效实现，另一方面也说明诸多利益集团都在参与对社会财富的层层分割。在此且不论诸多的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腐败行为、国家面临的“道德风险”等问题，仅是从各级政府合理的财政渴求的角度，也可以认识财力分散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公共物品的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这已为经济学理论和相关国家的制度实践所证明。（注：在这方面，施蒂格勒(G?Stigler)、奥茨(W?Oates)、布坎南(J?Buchanan)等都曾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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