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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正是引入“策略行动”分析，使我们看到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对转型中国作“单向度”的制度解释的同时，也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分析单位作了“整体化”和“实体化”的处理，从而掩盖了分别发生在“国家”与“社会”内部的差异、分歧、冲突与互动。正如布迪厄认为的，“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使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的逻辑之下。”[30]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正是为了戳穿“国家”、“社会”这些概念的“空泛本质”，并化解了“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对立。此外，引入“策略行动”分析不仅克服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化”倾向，而且克服了它们的“实体化”倾向。因为行动既可以是个体的行动，也可能是群体、阶层或阶级的行动。当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时，“国家”已不再是一个实体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国家”这样的实体，存在的只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压迫与反抗的关系，“国家”不过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后果或“效果”。如果说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依然存在着总体化的、中心化的权力观和如同财产属性一般的权力占有观的话，那么，在福柯这里，存在的只是流变的、弥散的、微观的策略性权力关系，“国家”不过是这种微观的策略性权力关系形成的“权力技术”和“支配策略”所显示出来的“总体效果”而已。[31]也正是将“策略行动”引入经验分析中，正是马克思的“阶级统治”、福柯的“微观权力”和布迪厄的“场域”使我们看到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剥削关系和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支配关系。换句话说，正是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存在才使得国家的总体性支配成为可能。无论是为民主制度张本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是为自由沟通奠基的生活世界，只有在策略分析面前才真正暴露出其乌托邦性质。
当然，指出策略行动分析并不是要用它取代制度分析（策略分析也有它自身的问题），也不是要抹杀国家与社会框架的意义，而只是为了揭示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背后，隐含着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宏观与微观、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制度与策略、秩序与冲突等等的二元对立。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如何揭示这些对立的虚幻本性而不是强化这些二元对立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更有价值的方向之一。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与社会仅仅是“分析框架”，而不是分析的“概念工具”，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一框架下锻造出打破二元对立的概念，一如布迪厄的“惯习”、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福柯的“微观权力”和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当然，不反思我们的学科体制，不打破森严壁垒的学科界限，这样的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先生对沃勒斯坦的“否思社会科学”的进一步推进[32]不仅仅是对某一学科理论的贡献，而是对理论研究本身的贡献。
三
从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到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邓正来先生不断反思市民社会甚至最终放弃市民社会的这一自我否定的艰难蜕变过程，为我们提供从80年代的思想向90年代的学术演变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它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远离或超越了80年代，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依然生活在80年代的惯性之中。尽管我们力图将80年代及其思想成果纳入到理论反思的视野中以期在“知识增量”（邓正来语）意义上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最终发现我们的“知识产品”是一些“仿制品”，一些“试验品”，我们并没有走出知识的模仿阶段，也没有改变知识在总体上的“移植品格”（邓正来语），我们依然生活在旧的知识类型已经死亡而新的知识类型还没有确立的黑暗之中。在这黑暗的煎熬中，我们如同化学产生之前苦练金丹的术士，认真地几乎虔诚地投入到连我们自己都明白最终会被遗弃掉的初级产品的简单加工中，正是对黎明到来的积极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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