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菲尔德：您提到尼尔森·曼德拉，不知您能否评价一下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经被长期囚禁，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后来则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是通过什么来扮演自己的特殊角色的：是示范还是劝说？他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吗？如果是别人而不是曼德拉成为南非的领导人，这种“治疗”是否就 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德里达：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无法给出简短的答案。当然，曼德拉个人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事实是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他在监狱里呆了27年，离开那里后，他没有在自己的公共角色中表达出任何使别人能够觉察出的个人怨恨。是他决定组建这么一个委员会，其唯一目标是帮助实现谅解。我了解到，当他开始同白人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在某些时刻，某些方面，背叛了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同事。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与自己的同仁协商。他在这一过程上打上了显著的个人印记。
　　
　　
　　罗森菲尔德：现在我想请您就一个较为世俗的、但在美国引发了大量关注、评论和讨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所指的是与克林顿总统、他的被弹劾以及他作为一个总统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相关的问题。作为一位来自于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的知识分子，从哲学的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事件，您有什么样的见解可以同我们分享？
　　
　　
　　德里达：这可能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不过，还是让我给出几段短评吧。第一个是我的直觉性反应——也是许多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人士，尤其是法国人很可能分享的反应，那就是对这一故事中有关性（sex）的部分所招致的政治化和过分的媒体关注感到愤怒和反感。我发现这一属于私人生活的部分被独立检察官不仅是恶意地、而且是特意渲染地记载在他的官方报告中，而且被一群政客加以组织和利用。在欧洲，我们从未想像过这种事情会在美国发生。
　　
　　其次，我想谈论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保拉·琼斯案中的伪证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性隐私问题，而是性骚扰这一概念。性骚扰涉及的其实是人的尊严问题。同时，克林顿使自己陷入这个案件当中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未能克尽总统之职责。
　　
　　再次，美国总统不仅必须面对美国人民、而且还得面对整个世界来作证和表白这一事实是新的全球化的征兆，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国际法和人权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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