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变革是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作出的。人们所关注的税法变革与私法秩序相协调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税法的变革要顾及私人主体的预期，要对其私人经济活动影响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在那些特别强调市场调节的领域，还是要像马歇尔当年一样倡导“税收中性”；而在那些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的领域，则应注意尽量不要增加私人主体的额外负担。为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量有效地分割社会财富，形成私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的有效配置。
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私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需要持续不断地去解决，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对此，我国的相关立法已经从过去的片面关注某一类权力或权利，逐渐转为关注各类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保护。例如，我国的《
税收征收管理法》，过去曾更多地是关注国库的利益，关注公共财产权的取得等问题，在具体的设计上，更多地是在规定纳税人的义务，而对其权利的规定相当不足。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
税收征收管理法》在其修改过程中，已经融入了大量的有关纳税人权利的规定，并在多项制度（包括过去比较强调国库利益的税收保全制度、强制执行制度等）中，都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且主要涉及私人的财产权。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些规定能否落实，能否在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在税法调整与私法调整之间实现有效的协调，则尚可存疑。
由于税法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因而对于私法秩序的影响也会非常大。任何一次税法变革，都会使原本平静的私法秩序荡起层层涟漪。事实上，每一次税法变革，都可能改变私人的预期，影响着私人的行为和收益，从而会影响到整个私法秩序的稳定。
例如，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曾经多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会直接影响到公共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的分割与配置，甚至还会在不同层次的公共财产权（如中央政府的公共财产权与地方政府的公共财产权（从2003年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变革来看，中央政府的公共财产权与地方政府的公共财产权的分野，已经越来越明晰，这也是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之间，以及不同主体的私人财产权（如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私人财产权（同非出口企业相比，出口企业由于退税不及时、不足额而带来的经济负担，或者说其私人财产权所受到的保护不充分，始终是出口退税制度变革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缘由，同时，也是政府不断完善该项制度的一个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