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朕即国家”的“家天下”时代，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代意义上的“两权分离”的土壤尚付阙如，皇室或王室的财产与国库的财产不分，皇帝或国王可以恣意征税，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社会公众的私人财产权自然很难得到长期、稳定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预算法定、税收法定等原则的逐步确立，作为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与“两权分离”与“两权法定”相一致的，并使财税法成为保护“两权”的重要制度。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人们在财产权是包括物权、债权还是包括其他更多的私权等方面，可能存在认识分歧，但在谈及财产权的保护时，往往更重视私人财产权。从私法的角度看，这固然很重要亦很必要。但从超越私法与公法的角度，从人类欲望的全面满足来看，尽管私人财产权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但仅仅重视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还是不够的，因为公共财产权的保护同样不可或缺。如果公共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历史和现实中的此类教训不胜枚举。
依据法益保护的基本分工，人们一般会认为，私法侧重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而公法特别是税法，侧重于公共财产权的保护，并且，公共财产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权的基础之上的，是私人财产权的部分让渡，因此，税法的调整与私法的调整，必然会在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形成一定的冲突。但由于“两权分离”是与公共欲望与私人欲望的满足相联系的，是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提供相对应的，并且是存在其内在的合理性的，因而与之相对应的公法（特别是税法）与私法的冲突，也存在着协调的可能性。基于这种可能性，如何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缓解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冲突，实现税法调整与私法调整之间的协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实，私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的“两权分离”，首先会体现在
宪法层面上。任何国家都必须特别关注财富的分配，并应当在财富上设定或区分出国民的财产权与国家的财政权。因此，“两权分离”在立宪过程中就要进行协调，并在一定时期形成一种“纳什均衡”。在
宪法上，要规定对国民财产权的保护，同时，也要规定国家的财政权。对于“两权”的分割与配置，首先要在
宪法上进行协调，并应当进一步体现在相关的法律与法规之中，从而形成两权分离与保护的法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