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变革与私法秩序的协调
张守文
【全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财税法制变迁的历史。财税法制的变易与革新，或者迫于某种压力，或者源于某种动力，其对利益格局的重构，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领域，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和纷繁的问题，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猜测与思考。
其实，财税法制变革所生发的问题，往往宏大而众多，只有将其细分、拆解，才可能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在财税法制的变革中，税法变革历来倍受关注——不仅古今中外的历次“变法”，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相关，同时，它还会对私法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税法变革与私法秩序的冲突与协调问题，成为一个可持续研究的、有可掘度的重要问题。
尽管“税法变革与私法秩序的协调”问题，（这个题目确实是税法学领域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但题目相对较大，有时在表述上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进一步限缩，并在具体语境中做具体的表述和分析。）已是对财税法制变革所生发的诸多问题的一个限缩，但仍然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无论是税法变革，还是一般的私法调整，都同财产权的确立与保护直接相关，并可能由此而引发冲突；同时，由于在我国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对财产权的保护问题虽多有讨论，但从税法学或宪政的角度看，从公法秩序与私法秩序的协调来看，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拟着重从财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简要探讨税法变革与私法秩序的协调问题。
一、冲突的必然性与协调的必要性
税法的调整，同私法调整所形成的私法秩序存在着交互影响。税法作为高级法，其调整是以私法的调整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税收征纳方面，更是如此。例如，商品税的征收离不开商品的流转，而商品的流转首先是由私法来规范的；所得税的征收，离不开所得额的确立，而所得额的确立及其多少，则首先是由私法来调整的。在财产税领域也是如此。可见，私法的调整，确立了具有“物化”特征的商品、所得和财产，（商品、所得和财产，作为财富的动态和静态的表现形式，恰恰是通常的征税客体或称征税对象。参见拙著《税法原理》（第三版），第52—53页。）
并且，也相应地确立了这些“物”的数量和范围，只不过私法调整所确立的“物”，还只是“潜在的”课税对象。真正的课税对象及其范围和数量，最终要经由税法上对课税要素的规定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