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如果将“当事人约定”理解为“债权人、债务人与第三人共同约定”，则其第64条及第65条规定的分别适用，必然会导致荒谬的结果：例如，在“三角债”的情形，鉴于债务人无清偿能力，债权人遂与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共同达成协议，约定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清偿。在该约定中未明确指明是否发生债务转移的情况下，只能适用新
合同法第
64条及第
65条之规定。而就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来看，应构成所谓“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给付”，但依第65条之规定，次债务人不为给付，对债权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应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但依第64条之规定，次债务人不为给付，对债权人仍然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此一来，三方当事人为清理“三角债”而郑重达成的协议便成为一张废纸！[4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陆法有关涉他契约的理论和制度为近现代
合同法的重要成果，我国合同立法应予借鉴。而在增补涉他契约规则的基础之上，应对我国新
合同法第64-65条的规定，通过司法解释阐明其准确含义以限定其适用范围：（1）将新
合同法第64-65条中的“当事人”解释为“合同当事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2）将第
64条解释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且指明其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运输合同。
【注释】 立法例参考：台湾民法典第269条第1项规定：“以契约订定向第三人为给付者，要约人（指债权人——笔者注）得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为给付，……”德国民法典第335条规定：“要约人（指债权人——笔者注）除契约当事人另有意思外，……亦得请求向第三人为给付。”瑞士债务法第112条规定：“以自己之名义为第三人之利益约定给付者，得请求向第三人为给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