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我国新
合同法第64-65条之规定，根本未赋予第三人以任何法律地位。同时，尽管可以有不同理解，但考虑到该两个条文设定于“合同的履行”部分，其主要针对的显然是因“转手买卖”而发生的当事人约定由出卖人直接向次买受人交付标的物，以及次买受人直接向出卖人支付货款的情形，故依其规定，在债务人不向第三人为给付或者第三人不向债权人为给付时，债务人均依其与债权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承担违约责任。由此一来，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于“向第三人给付”及“由第三人给付”之约定，便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不能产生变更或者限制当事人之间原有法律关系之内容的任何效果。所以，前述所谓“约定向第三人给付”，其性质均只能认定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所谓“约定由第三人给付”，从相反的角度，亦只能作同样的认定（在“转手买卖”的情形，出卖人与买受人约定由次买受人直接向出卖人支付货款，构成“由第三人给付”；但从买受人与次买受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则仍构成“向第三人给付”）。
结论就是，我国新合同第64-65条既不是对“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所作的规定，也不是对涉他契约的规定，而是对合同履行中“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规定。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新
合同法的前述条文本身的模糊性及所采用的“当事人约定”之表述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如果不对之作必要的限制性解释，则其在实务中有可能陷入难以适用的窘境：
1．如果将“当事人约定”理解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则其第64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适用，显然违背受益人为第三人的人身保险合同、收货人为第三人的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准则；
2．如果将“当事人约定”理解为“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则其第64条规定的适用明显背离诚信原则，严重损害第三人利益（债务人与第三人约定向其为给付，却不受其承诺的任何约束！）[46]
3．如果将“当事人约定”理解为“债权人与第三人约定”，则其第64条规定的适用同样有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在“债权人与第三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且通知债务人的情形，应成立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使第三人取得对债务人的请求权）；而其第65条规定的适用则会违背债务转移的基本规则，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在“债权人与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且债务人未予反对的情形，得构成债务转移，债权人有权对成为债务承担人的第三人行使请求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