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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前资本主义时代认定为“物权君临时代”即以物权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是基本符合财产法与社会经济生活相互关系的定理的（尽管这种“物权”从来都是与身份等级制度相结合）：无论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物质资料匮贬的社会，或者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人们支配财产的目的主要在于对财产的使用（至于对财产的占有，不过是使用的前提）。因此，财产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确定人对物的支配关系即所谓“财产归属”，避免因“名分未定”而导致的混乱和争夺，而一旦确定了物的归属秩序，则对财产的“使用”，便成为家庭或家族内部的问题。在此，人们对于物的支配，实际上是以占有、使用所表现的物的静态归属即“所有”为中心。而在一个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所有权的收益、处分权能得以膨胀，人们支配财产的目的常常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能够具备参与交换的资格（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交换，而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拥有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一旦发生商品交换，财产归属关系即演化为财产移转关系，债权便出现了。因此，处分权能在所有权权能中地位的提升，必然要导致所有权与债权相互关系的密切，由此，物权与债权，便首先通过财产交换（亦即对物的“处分”）而实现其相互之间的链接。
不过，在传统的经典理论中，物权与债权泾渭分明，物权为债权发生的前提[38]，债权为取得物权的手段，[39]而物权则为债权发生的目的，亦即“债权关系之首要法律目的，乃在将债权转变成物权或与物权具有相等价值之权利”。[40]换言之，如无物权，则交换无从发生，债权无从发生；发生债权的目的在于获得他人财产之物权，故新的物权的取得为债权发生的结果。如图：
物权（处分权之行使）→ 债权（财产交换） →物权（债权实现的结果）
从物权开始，经过债权，再回到物权，商品交换的流程被淋漓尽致地得以描绘。而这一过程表明，债权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法律现象（债权具有暂时性），物权则是一种恒久的法律现象（物权的永久性），物权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债权则不过是作为物权的一种“附随物”且依附于物权而存在。目的与手段孰重孰轻，不言自明，故物权相对于债权，应当具有优势之地位。
但上述观念在现代社会以来，实际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关于债权的作用，学者的看法显然有重大的改变。对此，有学者充满情感地指出：“债权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人类文化史上，它后于物权而发展。由于认许了债权，人类经济生活更加丰富。人类在仅依物权形成财产关系、仅以物权作为财产客体时代，可以说只能生活在过去和现在。但是，承认了债权制度，就可以使将来的给付预约，变为现在的给付对价价值。人类在经济生活中，除了过去和现在的财产之外，还可以增加将来的财产。用柯拉（Josef Kohler,德国学者——引者注）的话说，就是信用（即债权的发生），‘过去可为将来服务，将来可为过去服务，时间障碍被打破，人类可以自由地征服时间与空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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