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以特定物的交易作为规范的基本交易对象，所确定的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尽管也强调“物权与对人权的区分构成了财产权利的“脊梁”。”（注：Carbonnier,Les biens,p.38.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页22。）认为在对内的效力上，物权，至少是主物权，意味着可以直接对物进行利用而无须第三人的介入或帮助。对人权则依赖于人的介入，即对人权的实现，依赖于债务人向债权人为一定给付。但由于在对外的效力上，物权可以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注：以不动产物权为例，其权利的对抗力来源于地产公告。而办理地产公告，仅是物权取得对抗效力的条件，并非取得物权的要件。）因而物权与债权的划分尚是模糊不清的。这就决定了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法律也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债权合同效力的发生与债权合同法律效果的实现密切关联，可以顺理成章地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债权合同效力发生之时，就是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实现之时。如果不能实现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债权合同的效力也就无法得以发生。（注：当然前述日本和意大利民事立法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上的关联并不带有强制性和唯一性，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可以基于特定社会政策的考虑，通过法律的特别规定，重构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种类物的交易作为规范的基本对象，同是建立在物权与债权作为两种财产权的形态明确加以区分的基础上。无论是在对内的效力上，还是在对外的效力上，物权与债权的界限都较为清晰。尤其是在对外效力上，债权一般仅消极地具有不可侵犯性，（注：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例外情形的存在。比如租赁合同中，尽管承租人享有的租赁权为债权，但基于特定社会政策的考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债的相对性，赋予租赁权以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如我国《
合同法》第
229条即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并无积极地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物权则借助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具有积极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一点在不动产物权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其公示原则须通过强制性规定来体现，而不象动产物权的变动那样，可经由任意性规范来体现。因而不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否则，除了要有债权合同之外，还需要存在登记行为。就动产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实现，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除了要有债权合同之外，一般也需要存在交付标的物的行为。这就表明，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生效，一般不能导致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物权变动是债权合同这一法律行为结合交付或登记行为这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的法律效果。所以债权合同的效力判断与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是否实现的判断是两个独立的判断。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不能在逻辑上推导出债权合同不发生效力的结论。由于法制背景的这种差异，简单地通过比较法的方法，就将《法国民法典》上的规定，作为我国民法上解释结论的作法是累率的，不可靠的。
少数说的第二个理由，即认为《
合同法》第
132条第1款属
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同样不能成立。笔者认为，《
合同法》第
132条第1款并非
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理由在于：
首先，从实质上看，强制性规定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必要补充。尽管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但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国家干预也必不可少，因此才有了民法上强制性规范存在的必要。“适度干预”在这里就是“最低限度干预”的同一语。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唯有关涉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才有国家干预的必要。换言之，只有在当事人之间经由合同作出利益决定，妨害或有可能妨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才有在法律上设置强制性规定的必要。在买卖合同中，有关出卖人资格的要求，仅直接关涉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
其次，从形式上看，强制性规定必然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能够成为法官据以对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依据，它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但考量《
合同法》第
132条第1款，它并未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根本就不是裁判规范。因而第132条第1款并非属于
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
合同法》上的倡导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所调整的事项，即使当事人未就其作出约定，也不能成为法官据以作出裁决的依据。这是因为这类规范中，仅是诱导性地提倡一种立法者认为较佳的模式，并不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类规范，法官在运用《
合同法》处理合同纠纷时，并无适用的可能。当然不能依据《
合同法》第
52条第5项的规定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注：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都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认和贯彻有关，也同样关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私”的利益安排。但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仍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任意性规范对于当事人利益关系的调整具有双向性，从而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它既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又是法官对合同纠纷据以作出决断的依据。相比而言，倡导性规范尽管确定了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但却仅具倡导性，因而并非法官可以运用的裁判规范。《
合同法》第
10条第2款关于合同应当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采取书面形式的规定，第
12条关于合同一般内容的规定，第
131条、
177条、
197条第2款、
213条、
238条第1款、
252条、
274条、
275条、
324条、
386条等关于特定合同类型一般内容的规定，第
132条第1款对于买卖合同出卖人资格的要求，第
197条第1款、
215条、
238条第2款、
270条、
330条第3款、
342条第2款关于特定合同为要式合同的规定，即属此类。例如《
合同法》第
238条第2款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假如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并未依据此款规定采用书面形式。法官既不能据此认定合同不成立，更不得认定合同为不生效的合同。因为该款规定所确立的倡导性规范，是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履行期限长、交易金额高、交易规则复杂的三项特征，以及基于这三项特征所产生的两个必要性：谨慎交易的必要性以及保存证据的必要性，而专门设置的规定。但该项规定，一方面仅关涉合同当事人“私”的利益安排，另一方面仅具有诱导功能，不能发挥裁判规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