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诉讼成本的高昂与合同诉讼对审判机关的要求之间存在严峻的矛盾。企业为解决一个合同纠纷往往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这首先体现在诉讼时间的拖延上，一个案件有的耗时达二、三年，双方当事人都被拖得精疲力尽；其次，审理结果每每难尽公平合理，当事人期待已久却大失所望；再次，即便是公平合理的判决书、调解书，其实际执行也是多费周折，极不容易。这些因素使得纠纷当事人在是否诉诸法律时往往犹豫不决，不少企业权衡再三后，干脆放弃诉讼的选择，最终不了了之。　
　　9．立法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以及立法本身的不协调、不科学，既是产生摩擦的一个重要诱因，也是摩擦的一个主要表现形态，这主要体现在：1）立法滞后，改革措施与改革成果得不到法律及时有效的保障，缺乏超前立法的意识；2）立法内容不严密、不科学，伸缩性大大，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执法上的随意性；3）法律监督的立法不配套，造成因缺乏法律监督而形成的执法不力甚至事实上的无法可依；4）法律、法规之间前后冲突、相互冲突的现象颇多，造成执法、守法上的无所适从，降低了法律尊严的，5）不少重要的法律、法规以试行、暂行的形式颁布，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三、减少摩擦、加速创建市场运行新秩序的法律对策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上，只有运用法律确立和保护商品经济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商品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表现为规则、制度，新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秩序。商品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求各经济关系主体间公平竞争，平等交易，排斥对市场行为的非经济的权力渗透和干预，而只遵循价值规律和法制原则。因此，必须首先确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和尊严，打破官本位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桂桔，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法律神圣的观念。　
　　其次，就治理、整顿本身而言，必须是依法进行的治理、整顿，而不是长官意志的任性的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是必要的，而且不能手软，应从严整治。但所谓严，要从法律上严，要依照法律采取各项整治措施，不能超越法律，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事实上，治理、整顿如果不依法进行，就不可能达至预期的效应，只能是严一阵又松一阵，有的严有的不严，随意性太大，风险也就增大，最终回到“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统”的老路上去。所以，既要防止治理、整顿走过场，又要避免治理、整顿走过头，就必须将“治理整顿”置于理性的、严格的法律规则和程序之下进行。　
　　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技巧问题。过去，我们以政策导向改革，每一次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都是以政策形式，当政策指导下的改革发展得较为成熟时，再追加立法。这种做法过分强调立法条件的成熟性，忽视立法的超前性和对经济发展导向作用；而且，由于政策相对于法律而言，无论是严肃性、稳定性、连续性、权威性，都远不及法律并容易为长官意志和行政干预找到借口。因此应从以政策推进改革尽快过渡到以政策－法律并重推进改革，并最终走向以法律推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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