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ＢＯＴ投资方式在我国的适用存在在机制性冲突，其“主要原因是现有立法没有包容ＢＯＴ方式的特殊性，没有给ＢＯＴ方式留有特定的空间”。［６］因此，通过对我国现有的ＢＯＴ法律的缺陷性分析，足以说明加强和完善我国ＢＯＴ立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 我国ＢＯＴ立法之宏观规划
所谓ＢＯＴ立法的宏观规划，是指ＢＯＴ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即是采取单一的ＢＯＴ专门立法，还是在一般法律中规定，或是采取其他形式。对此，国外有三中做法：（１）采取公共特许工程的一般立法，如英美等国家实行的“政府采购公共契约”制度，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公务”和“公共特许工程特许”的行政合同制度，澳大利亚虽无专门的ＢＯＴ立法，但现行法律也为其提供了完整的框架；（２）单项立法：如菲律宾的第６９５７号法令及１９９３年通过的《ＢＯＴ投资法》，越南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日颁布的《ＢＯＴ法》，巴西于１９９５年７月通过的第９０７４号《特许法（Concession Law）》等；（３）对某一单独项目进行专门立法，如上海的延安东路隧道，由上海市政府发布地方规章特许授权，香港则采用由政府与私人签定“管制法”进行，像１９８６年的《东港隧道条例》和１９９３年的《西区海底隧道条例》等。［７］此外，１９９５年５月维也纳召开的第２８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专门探讨了ＢＯＴ，并于１９９６年底制定ＢＯＴ立法指南，供各国参考。［８］
笔者认为，鉴于ＢＯＴ投资方式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我国宜采用专门立法与一般立法想结合的体制：对ＢＯＴ一些共性的问题，由专门立法规定；对涉及的其他问题，由相关配套法律规范，基本上形成以《
宪法》为龙头，以ＢＯＴ专门法为核心，以《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金融法、《招标投标法》、《
担保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和行政法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一）《
宪法》：一方面《
宪法》第
１９条规定：允许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和个人在中国投资；他们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受法律保护。这就为我国引进ＢＯＴ投资，保护外商合法利益和给予适当政府保证提供了
宪法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