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特许期届满，项目公司应在无债务，设施完好的情况下全面移交给政府。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发展ＢＯＴ提供了立法依据。但并非完美无瑕，随着我国基础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ＢＯＴ模式的推广，这些规定日益显示出致命的缺陷与疏漏：
第一、对“ＢＯＴ”的界定模糊：我国尚无“ＢＯＴ”的专门中文译法［２］，“三部委”
《通知》规定：“特许期内，项目公司拥有特许权项目设施的所有权”，这实际上是一种“ＢＯＯＴ”（建设――拥有――经营――移交）的模式。有学者提出，由于项目公司拥有设施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它有可能以项目设施为抵押而担保另一与此项目工程无关的债务，这会最终导致“移交”的困难。［３］笔者认为，由于这种“所有权”要受到政府最终所有权和项目贷款人抵押权的双重限制，“项目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以项目经营为主要的或唯一的内容，而基本上没有进行资本经营的权利”，［４］故这种顾虑没有必要，但“ＢＯＴ”的含义有待规范。
第二、法律阶位太低：两
《通知》制定主体皆为国务院部委，其性质属于行政规章，而对于ＢＯＴ这样一种专业性强、涉及面广的新兴国际投资方式，采用部委下“通知”，作“政策”的方式来规范，往往被外商归结为“政治风险”，不利于我国法律环境的改善和项目的统一管理。
第三、两
《通知》内容相互矛盾：外经贸部
《通知》第
三条规定：“政府机构一般不应对项目做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诺如外汇兑换担保，贷款担保等”，而“三部委”
《通知》则规定：“对于项目公司偿还贷款本金，利息和红利汇出所需的外汇，国家保证兑换和汇出境外”。两
《通知》如此冲突，令项目当事人无所适从。
第四、条文粗糙，尚存许多立法空白：对于ＢＯＴ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仅用两个
《通知》方式加以规范，令人叹惊。ＢＯＴ运作过程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如特许授权的法律形式问题、项目工程的发现控制问题和社会事务管理权的授予问题等等，立法阙如；即使已有的规定，也是矛盾百出。可见，两个
《通知》本身的不完善，又在“事实上成为ＢＯＴ发展的法律障碍”。［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