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是否可能对“公共利益”的涵义和范围加以界定？
考察我国和境外的法律实践，法律界定“公共利益”一个基本涵义和大致范围应该说还是可能的。
例如，我国《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本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该法通过列举加概括再加排除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问题：该法首先列举出可能列举的行政诉讼可诉具体行政行为(共七项)，为避免列举不能穷尽的问题，再设一兜底性条款，将立法时不能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即所有涉及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概括性地列入，然后排除出立法时确定不纳入行政诉讼，即不作为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虽然《
行政诉讼法》通过这一方式界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仍然并非十分明确，但大致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清楚的。
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法》即是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
的范围。该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因下列公共事业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之范围，以其事业所必需者为限：(一)国防设备；(二)交通事业；(三)公用事业；(四)水利事业；(五)公共卫生；(六)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七)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八)国营事业；(九)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之事业。
结合我国《
行政诉讼法》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方式和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界定“公共事业”范围的方式，我们完全有可能对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中的“公共利益”用语的内涵和外延加以大致的界定，其方法可以是：首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其次，尽可能较全面地列举出可能列举的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如台湾地区的《土地法》列举的事项(当然不限于这些事项)；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此外，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即明确排除哪些事项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事项。最后，还可考虑设立一个一般限制性条款，即规定在处理个案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应以相应事项所必需者为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