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上）
王轶
【全文】
民事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一般都包含有处分权能，（注：并非所有类型的民事权利，都包含有处分权能。例如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健康权，除了具有高度风险性的体育运动等极为个别的情形外，在一般情形下并不包含处分权能。）因此，“处分”是民法上的基本概念。处分的对象为权利自身，处分权能决定着民事权利的最终命运。在这种意义上，当事人行使特定民事权利处分权能，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行为，就是法律上的处分行为。此项处分行为，如果是由有权利人来进行，为有权处分行为；如果是由无权利人来进行，则为无权处分行为。其中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可谓是民法上的精灵。（注：这一用语借自王泽鉴先生：“‘出卖他人之物’可谓是法学上之精灵，困扰实务界数十年。为期驯服，非彻底究明其‘本性’，不克济事。”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60。笔者认为，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行以来，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也已成为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法学上的精灵。”）我国学界与实务界，自《
合同法》颁布以来，围绕着对《
合同法》第
51条的理解，就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一致的见解。（注：代表性的文章有：梁慧星：“如何理解
合同法第
五十一条”，《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韩世远：“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人民法院报》1999年11月23日；张谷：“略论合同行为的效力”，《中外法学》，第12卷第2期，2000年；孙鹏：“论无权处分行为”，《现代法学》第22卷第4期，2000年；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意见分歧，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于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需要动用较多的民法知识。因为妥当把握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不仅要采取一种体系化取向的民法学思考，（注：所谓“体系化取向的民法学思考”，是指将实现民事法律制度的体系化，作为研究者进行民法学研究时所持守的一种基本立场。并从这种立场出发，选取逻辑分析的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手段。）从逻辑选择可能性的角度出发去作出判断，更需要从民法的基本理念出发去进行利益衡量，作出价值判断。本文就力图从这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与物权变动有关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以就教于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