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于有力说的评析
有力说对于《
合同法》第
51条的解说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需要指出的就是它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出发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对于这一逻辑前提的选择又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在《
合同法》上欠缺依据。例如有学者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所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国内外有关合同规定条文对照》（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认为《
合同法》第
51条仿自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118条“关于无权处分行为之规定，台湾地区此条规则则系仿德国立法，其所用‘处分’一语系指‘处分行为’，”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立法承认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物权行为存在。（注：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
《
合同法》第
51条的拟定，的确曾经参考《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8条。但仅此就得出我国民事立法认同了德国民法上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难免失之草率。实际上，比较考察一下我国合同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相关规定，不难发现二者在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上的差异。就《
合同法》第
51条规定本身，不称“处分行为有效”，而是规定“合同有效”就意在表达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关规定的不同；再以买卖合同为例，我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345条则规定：“称买卖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财产权于他方，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二者的区别在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买卖合同定义在“约定”，即学说上所谓负担行为，基于此约定，仅能产生债权债务，并不能引起财产权的转移，财产权的移转须基于独立的物权契约。依我国台湾民法学者的解释，此规定是效法德国民法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结果。我国合同法上，买卖合同则不仅是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同时，基于生效的买卖合同，“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注：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35条。）买卖合同同时也是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根据。在买卖合同之外，并不需要有独立的物权行为存在。（注：梁慧星：“物权变动与无权处分”，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