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那就是文艺法的“社会责任理论”和“社会责任规则”。文艺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调整，这是不争的法学事实。以文艺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可以形成一个其实并非“新鲜”的“新型”部门法——文艺法。文艺法有法律规则，也有法律制度。文艺人（文艺法上的“文艺主体”）在文艺法规则框架内发生文艺活动（文艺法上的“文艺行为”），这种行为性状即为“文艺法治”，由此抽象出来的法内文艺理念为文艺法治理念。现代文艺关系和文艺行为应受文艺法调整，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文艺法律理论。其中，文艺人的赈灾义演行为是文艺法所规制的文艺行为之一种。按照文艺主体从事文艺行为是否获取对价，可以把文艺行为分为有偿文艺行为和无偿文艺行为。前者属于营业性演出，通常又俗称为“商演”，后者属于非营业性演出（公益性演出），又俗称为“义演”。顾名思义，义演，就是文艺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的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义务演出。由此可以推导出“义演”的两层含义，一个是人道主义性质，也就是说“义演”必须出于纯粹公益目的（如救灾、扶贫、帮困、助学等），不能有营业性收入，更不能以“义演”为目的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另一层含义是演出具有义务性，此种含义又两类解读，一方面，“义演”具有私文艺关系的单方义务性，易言之，“义演”者是不享有因演出行为而获得任何对价的权利的；另一方面，“义演”又具有公文艺关系的社会义务性，尤其在遇到灾害或者灾难时，文艺人应该承担通过文艺演出来实施社会救助的义务，这其实是狭义上的“义演”含义之框定。从“义演”的含义来看，文艺机构或者文艺人从事行为在获取报酬取得收入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社会、关爱他人。文艺人尤其是具有突出文艺成绩并获得一定社会影响的文艺人（俗称“明星”），较之非文艺人，他们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文艺社会价值，此文艺社会价值的获得，从文艺人自身角度来看，是文艺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但从外部成因角度观之，却凝结了社会环境和他人给予的支持、塑造、认可和传播。因此，文艺人和社会之间确立了一种文艺社会契约，文艺人必须遵守该契约赋予之的对等义务，即应以自己的文艺行为来使社会的文艺需求权利得到满足，用自己的个人发展成果使社会的发展权利得到实现。前者依靠文艺人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后者则凭借文艺人通过文艺发展成果作为媒介间接地，或者通过其他个人行为直接地给社会以回报。这是文艺人的社会责任。文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该同时承担起为社会利益、为他人利益增添砝码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被文艺法律所确立下来，就是文艺法的“社会责任理论”。当然，非文艺人同样有社会责任，但因文艺人作为一种从事文艺行为的群体（抽象意义上的“文艺人”）或者群体中的一分子（具体意义上的“文艺人”），其社会责任具有专门文艺法律的可调整性，确切说来，文艺人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具体而集中的文艺社会责任，与作为整体概念的非文艺人的抽象而分散的社会责任是大异其趣的，因而有必要在法理上特别强调，也有必要在法律上格外规范，这与
公司法上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求解原理是如出一辙。由是观之，“明星义演”的文艺法理依据就是文艺社会责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