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意性规范在
合同法上，少量的带有明显标志，如
合同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
一百四十二条、
二百二十五条、
二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二百六十四条、
二百六十七条、
二百九十三条、
三百一十五条、
三百五十三条、
三百五十九条第三款、
三百六十三条、
三百六十七条、
三百七十二条、
三百八十条、
四百零五条、
四百二十二条都明确规定有“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此时自然易于辨明。但大量则没有明显标记，此时，如何确定某一规范就是任意性规范?这就牵涉到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要求法官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分辨。这里的价值判断并不是纯个人性的、主观擅断的，而是有一个大致可以遵循的标准，那就是任意性规范所调整的利益关系，仅关涉合同当事人的“私”的利益，是有关当事人“私”的利益安排的法律规定，并不关涉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除任意性规范外，在
合同法上，同样与合同自由原则的确认和贯彻有关，也同样关涉合同当事人之间“私”的利益安排的，还有一类规范，我们称其为倡导性规范。但倡导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却有所不同。区别在于：任意性规范对于当事人利益的调整具有双向性，从而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换言之，它既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行为，又是法官对合同纠纷据以作出决断的依据。相比而言，倡导性规范尽管确定了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但却仅具倡导性，因而并非法官可以运用的裁判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