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学对法的本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等法哲学问题都有过较为深刻的阐述。具体而言，律学探讨了律例之间的关系，条文与法意的内在联系，以及立法与用法、定罪与量刑、司法与社会、法律与道德、释法与尊儒、执法与吏治、法源与演变等各个方面，比较律典之优劣，评论各朝之得失，其微、其细、其广、其博、其实、其用均为世界同时期所少有。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法学世界观：将法视为君王意志的表现，是规范文武百官的准则，统治百姓的工具；将法视为伦理道德的器具，治理国家首先必须依靠道德教化，法律是道德施行的手段；将法视为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用以维护既定的秩序及和谐；将法视为整个社会既不可无又不可高扬的东西……”[17]
显然，这种在政府（皇权）观念指导下对律学的高度重视，比之今天我们在法制建设中对法学的重视程度，要高出许多。在古代中国，对律学的高度重视，使得律学与法制建设、特别是法律的实践运用相辅相成。显然，这是我们理应认真汲取的内容。
第三、较为完善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启示。既然法律在解释中实现其使命，那么，如何进行法律解释就理所当然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来，在法律的施行中，法律解释自身就是一种方法，但由于法律解释在法律实现中的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关注法律解释的方法。相较而言，中国古代在法律解释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方法。对此，何勤华以《唐律疏议》为例，进行了认真地总结。 这里仍引用怀效锋的结论说明之：
“法典注释方法是中国古代法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中国古代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了成文法，有了法律，就要执行，法律只有经由解释才能适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成文法典的持续适用，法制的长期发展，必然导致法典注释学的产生。在中国，法典注释学亦产生很早，并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独特、纤细备至的注释方法，内容包括法律术语的规范化解释、互校解释、限制解释、扩大解释、类推解释、经义解释和判例解释等。……由于这些解释方法的运用，使中国古代法学达到相当的水平，并具有综合性、准确性、谐调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法律注释学，是可与罗马法学等量齐观的。……”[18]
也许如上对中国古代律学的评价有过度敝帚自珍之嫌，但它仍然大体反映了中国法律解释方法的发达程度。相比较而言，当代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尽管在运用法律解释，但法律解释方法明显单一。在总体上看，当今的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还落后于古典中国的法律解释方法。比如通过历史解释以说明法律的合法性，在古代中国，可谓经常运用，但在当今中国，运用之甚为少见。再如，对法律作出道义性的解释和说明，在当今法律解释中也罕见。如上种种，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古代法律解释方法对今天法律解释的镜鉴作用吗？
第四、判官的解释能力对今天法治建设的启示。当今的法治国家，几乎都公推司法权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权力，原因在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到此为止，就是再无法逾越的边界。这就要求法官（判官）在司法活动中，对案件本身及其与法律的关联关系具有权威的解释能力。尽管古代中国的判官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如此权威的解释，但坦率地讲，和今天我国法官对案件及其与法律关联的解释权威性相比、特别是在案件判决的论证问题上，古代判官的解释毫不见差，甚至还可能在其之上（而在当今，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甚至由院长司机转制来的“法官”就足以写出官样判决书）。下面我们以古代判词为例说明之：
“审得僧人省庵原买千总李京田四石五斗，价一百二十两，契载归赎。乃活产，非绝产也。雍正二年，省庵转典田三石与郑君启，得银三十五两，将买契付君启收执。至六年君启复转典与省庵佃人殷宋尧。既而省庵嘱李京转卖，清伊原价，立有准约。李京随向宋尧议卖，先交银五两四钱，稻六百三十斤，立准约，未立契也。既而宋尧田价无措，其事不谐。
省庵典田于君启，君启转典于宋尧，原无不可。省庵果能备价取赎，君启何辞？君启即以省庵之价，取赎于宋尧，宋尧又何辞？至李京业主也，以准赎之产，或断卖于买主，或别卖于他人，李京为政，省庵惟有得价已耳，况省庵已立准约于李京，令其别卖，是李京宋尧之授受，正大光明，省庵又复何辞？李京宋尧交易不果，省庵仍可取赎于君启，君启仍可取赎于宋尧，故物不失，两无所害，省庵更复何辞？皖卫先断宋尧足价，原欲斩断葛藤，但未审明省庵准约勘断，殊失平允。继因宋尧力不能买，仍批省庵赎田执业，情理允协。
何物秃奴刁词叠控，不曰盗赎则曰盗买，不曰佃占冬田则曰嘱卫翻案。窥其隐衷，盖省庵急欲得原价，李京急欲得重价，串成一局，两路夹攻，虽列李京为告犯，实籍李京为声援。本应责儆，姑宽逐释。宋尧果能成交，即着李京楚还省庵原价。如果力不能买，仍听省庵赎取执业，李京所得宋尧银稻，如数清偿可也。”[19]
如上判词，言简意赅，但又分析透辟，它充分表明古代判官的判断能力、分析水平以及法律赋予判官的相对“独立”的判断权力。尽管时人喜欢批评古人没有“司法独立”观念，但自那些风格各异的判词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官的判断个性、乃至其行文个性在判词中的充分展示。尽管法官要尊重正当程序规则，但这并不否定法官的推理能力和个性判断水平在判案中的作用。籍此，也就不难理解柯克、霍姆斯、卡多佐、马歇尔等在现代法治下的法官和张释之、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等古典中国的判官何以能够影响历史，而其他法官（判官）不能。这就启示我们在当今中国的法制建设中，选择最有法律判断和解释能力人、并在制度上赋予法官以充分的法律解释权，但又通过公开说明理由不至于使其滥用这一解释权，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前已述及，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不仅需要充分引入和移植西方的法治理念和规则模式（甚至这种理念和模式的引进及有效推行，是中国当下法治建设的主旨），而且要关注中国人在当下的独特创造，当然也要关注中国固有的传统。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以来，汉家故物被破坏得不可谓不彻底，而西土经典又游离于我们生活之外，所以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可怕的规则缺席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规则——不论古今、还是中外——的借取，都可能被所谓某种“潜规则”所销蚀，因此，在我看来，只有发展到中国的新规则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古今中外法律规则的借鉴才能得更好发挥。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对古典中国的旧规则、旧解释及其理念本身的恢复，尚不足以令这种“本土资源”发挥更大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