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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