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情不同。一方面，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多元价值刚刚呈现；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界，就司法推理而言，仍保有高度的政治和道德共识。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仍在建设之中，要赶上人们逐渐成熟的期待，扭转“打官司无非打关系”的风气，尚有大段距离。除开这些制约因素不论，我以为从根本上说，还有一个新法治自身的矛盾。这矛盾虽然贯穿整个体制，但在基层还不太引人瞩目。因为基层的司法在很大程度上，在领了法治话语培训文凭的传媒报道和学理注释中，是作为法治理想的“绊脚石”或类似的意象出现的。法律下乡，秋菊们一片“困惑”，正好说明法治的“进步”与“文明”。可是，面对诸如TMT商标案那样的“大案要案”，困惑的、批评的和追究“错案”的，就不仅是芸芸“法盲”了。我们发现，即使在正规实施的场合，法律也远非一个逻辑统一而自足自洽的体系；司法推理不可能单靠分析法条的教科书定义，套用“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达到“科学的结论”（判决）。这矛盾，实质是新法治与其存在的前提，即私有产权的成长之间的冲突。其具体表现，在TMT商标案，便是“商标权的性质”（从行政管理项目转变为私有产权）和《
商标法》的错位，或现行产权制度与“事实上的信托关系”（产权为扩张领域而要求灵活操作）之间的脱轨。
冲突既然不可避免，法律的日常要务便是掩饰。因此在现阶段，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现代化（科层化、职业化、本本化）的工具，必然是双重性格的：它既是改革旧体制、批判旧观念的武器和口号，又是那武器和口号的批判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苏力的分析道出了送法下乡的关键：“下乡是建立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甚至可能是在既定制约下唯一可行的方式”（页41）。推而论之，法律下乡走样，其实是预料中事。唯有走样，才能批判；才能变批判为支配，让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一样视法律为权威，使法律成为支配并充斥着生活现实的各种权力关系的象征。
作为权力的象征符号，法律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主要不是用暴力手段，而是借助宣传教育、大众传媒和影视节目塑造的故事形象，来掩盖自身的矛盾、驱散疑虑而树立权威的。这是一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阐述过的仪式化的权威，它特别善于利用人们对其性质、效能和疆域的习惯性“误认”（meconnaissance）而赢得“承认”（reconnaissance）和自愿的服从（布迪厄，页118）。这话可能有点抽象，不妨打个比方，借用一句法国谚语，叫作“教鱼游泳”：鱼生来就会游泳。但教过的鱼和未教过的，我们感觉不同。不是因为它们在水里摆动尾巴的姿态看似有别，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两点进步：一、有些鱼接受过科学的教导；二、更令人宽慰的是，还有一些鱼即将学习如何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