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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诉书上，我们看不出原告提供了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的事实。须知原告提起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要求追究原告的诽谤罪，所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刑事自讼中，自诉人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了事实，才能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原告却只是说：“上述报道纯属捏造，恶语中伤，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然而，“纯属捏造，恶语中伤”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而“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更不是理由，因为如果有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那还需要舆论监督吗？舆论监督的要义就是对国家机关可能作出错误的认定或怠于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促使他们加以改正或积极履行职责。
至于原告举出“被最高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等立功受奖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侵权更为荒唐，法庭并不摆功的地方，姑且不说上级机关完全有可能看花眼的时候，而且无数事实说明所谓“英模”、“劳模”并不是一辈子就只会做好事。用自己被记一等功的事实与证明被告涉嫌诽谤罪有何关系？
原告作为官员有能力也有义务在文章发表后，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如果自己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相关媒体，以回应舆论监督，澄清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现作者有故意捏造事实以损害自己人格、名誉而非正当监督的目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作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但是，官员一旦有批评自己的文章问世，动辄提起诉讼，要被告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事实正确，作者和媒体不是司法机关，没有足够有力的调查手段，并且基于报道的时效性，其对官员的监督只能基于合理怀疑和有限的证据，必将面临败诉的局面。如此一来，言路被堵塞，而官员又可能凭借诉讼规避了在舆论监督下国家机关本应对其的调查，其违法违纪事情可能因为诉讼的进行而无人追究了，这将是舆论监督的悲哀!
在现代社会，官员是掌握公权力的人，而权力不受监督又容易滥用，舆论监督是对官员合法运用权力的必要保障，官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体现了权力为民有、民享。因而，官员在面对舆论监督，其名誉权要受到倒是合理限制，其名誉权的保护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对官员名誉权的必须结果。所以，笔者主张，要对官员的名誉诉权进行合理限制，官员在起诉时就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体和作者的报道失实并有损害其名誉权的故意，否则法院就不应受理。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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