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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这段历史，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目的外，还有助于说明法律发展过程中形式与实质之间的悖论。在形式上，法律的成长是依循逻辑的。官方的理论总是说：每一个新的判决都是依照三段论从先例中推演出来的。但是，正像猫的锁骨只能证明曾经存在过某种更早的、需要锁骨来发挥作用的生物一样，在法律中，当某一先例为之服务的用途已经终结、其存在理由已经消失之后，它仍然可能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仅仅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遵循这样的先例必定会导致失败和混淆。
另一方面，从实质上看，法律的成长是立法性的。这是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的，不仅仅是说法院宣布为从来如此的那些法律实际上是新的。它从根本上来讲是立法性的。法官们最少提及、并且总是为之道歉的那些考虑因素，恰恰是法律从中汲取生命养分的秘密源泉。我所指的当然是这样的考虑因素：什么对于所涉及的共同体来说是最为便利的。”(27)
从这里，我们可以顺利地转向霍姆斯的第二项工具：立法理论。
2. 公共政策在法律中的体现
在霍姆斯时代的美国，“立法”和“公共政策”几乎是同义词。说一种发展或一种变化是“立法性的”，意味着它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引发的，服务于社会的便利。使“社会需要”和“实际便利”成为司法决策的“正当考虑因素”意味着允许法官在某些情况下突破“遵循先例”原则的束缚，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也意味着法律场域应当向法律人之外的其他“实证科学”研究者开放，因为只有借助这些“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准确地知道社会需要什么，什么对一个共同体来说是便利的。梅特兰指出：“任何实际便利，无论是多么的微小，也不会为了历史的连续性而被牺牲”[28]。霍姆斯显然十分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他写道：
“我们必须交替地参照历史和既存的立法理论。但是，最困难的工作是理解这两者在每一个阶段如何结合成新的产品。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只要法律还要继续发展，它的实质就必定与当时人们所认同的便利性相适应；但是，它的形式和运行机制、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些却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过去。”
法律必须服务于人的生活，因此它的实质必须适应于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所认可的便利性；但是，正像我们的个人生活史会塑造、约束和支撑着我们的个人选择和自我认同一样，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或社会的历史也塑造、约束和支撑着它的集体选择和规范认同。在《普通法》中，霍姆斯试图通过“历史地”考察过去来揭示可资利用的法律形式，同时又希望通过“科学地”关照当下和预测未来以便为法律注入新的实质，并寻找改造旧的法律形式的可能性。
借助上述研究方法，霍姆斯在研究普通法中的具体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中有些后来被吸收到普通法的“常规”知识之中，因此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新鲜；有些后来被新的理论所推翻；有些在新的理论视角观照下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要想真正理解这些贡献，必须仔细阅读这部涉及普通法的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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