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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法”都是进步思想。两者的结合必将产生极大的思想威力。然而，“仁”毕竟与“礼”有着深层的联系，“仁”与“礼”的结合足以掩盖“仁”的所有光辉。这便是孔子思想的光荣与悲哀。“法”毕竟与集权专制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法”与专制政体的结合足以使“法”的光芒毁于一旦。这就是法家的伟大与局限。春秋战国的悲剧是旧的拖住新的，“礼”败坏了“仁”，专制制度腐蚀了“法”，而后世封建时代的悲剧则是专制政体与礼的结合。这种“婚姻”及其后代构成了中国封建思想体系的基础。
然而，春秋战国毕竟是酿造新思想的时代。与传统思想相悖逆的个体观念悄然问世。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否定了人类差异的先天依据；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宣布人在能力上的平等性。杨朱的“重生”、“为我”是对一切忠孝感情的无情亵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皆相爱”描述了人人平等生存的理想蓝图；道家则用个人的绝对精神自由，以及对传统制度的无情鞭笞，给人们鼓足批判旧世界的勇气；法家的“公法”、“公义”、“公正”、“公民”的“公”的颂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理论，以及主客交易、君臣相市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说，都为往将出现的商品交换社会鸣锣开道。
个人第一次从古老家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凭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他人签定了各种各样的“契约”，并以社会成员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变革之中。当时，诚如李斯所谓“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的好时光。［（４）］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智慧，为国家建功立业，为自己赢来良田美宅。这批成千上万的个人，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改造世界的基础力量。
三、“国家”与“公民”结盟：国家本位对家族本位的清算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主要脉络是：地域性的国家取代血缘性的国家；官僚政体取代贵族政体；国家主义的法律取代家族主义的法律。新兴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变革，关键在于获得了人民的支持。韩非曾经把臣民分为两类：“公民”与“私人”。前者是与国家建立权利义务关系的个人；后者是宗法家族。法家要确立并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必须把“私人”变成“公民”。其措施不是思想教育而是无情的清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政治上的清算。即打破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实行“尚贤使能”的政策。商鞅变法，“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目的就在这里；
行政上的清算。即实行郡县制，君主委任官吏治理地方，剥夺贵族兼有土地所有权和对土地上民人之管理权的特殊权利，用什伍等行政组织把居民管理起来；
法律上的清算。即实行“刑无等级”，人人在君主和国法面前平等，赏不遗匹夫，罚不避权贵，以提高君主和国法的权威；
思想上的清算。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涤荡古老尊尊亲亲忠孝仁爱的伦理感情，并用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禁绝私学的传播；
经济上的清算。用小家庭的土地所有制取代宗法家族的土地所有制。开阡陌，废井田，奖农耕，允许土地买卖。以清扫宗法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新兴地主阶级以清算宗法家族制度为手段，使“国家”与“公民”建立了确切意义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注意，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国家”而非“公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民”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或条件。这就是法家国家本位的法律观。即按照“国家”的利益来塑“公民”的形象。其结果是“国家”拥有全部权利而“公民”承担全部义务。专制君主是“国家”的正宗代表，国家本位与集权专制便融合为一。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公民”仅有的权利便是在为“国家”效忠之后，从“国家”那里获得些许“回扣”。尽管如此，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破了旧世界，并在古老宗法血缘的废墟上第一次构筑了新型的超血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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