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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逋复归”的传统习俗在商末曾经被纣王所践踏，并被周文王所恢复。《左传·昭公七年》载：楚灵王“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的奴隶也在其中。无宇在王宫里捉住他的奴隶想带回去，官员不准，并将无宇押到楚王面前。无宇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盗有所在矣”。结果无宇执其奴隶而归。《尚书·牧誓》载武王宣布纣王罪状之一是：“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纣王也许是出于改革的需要而排挤同宗兄弟亲戚，任用外来的逃亡者，但这样一来就背叛了古老的习俗而导致普遍的不满。
周文王的“有亡荒阅”，意即奴隶逃亡后被他人据为己有而不归还原主的，经原主之请求得以在可疑地区进行大搜捕。依据奴隶身上的烙印等符号得以辨其所属。然后对窝藏者加以制裁。参照《汉莫拉比法典》的规定：交出逃亡奴隶的可以得到酬金，藏匿不交的，要处死，周代的制裁也许同样严厉。
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买卖、奴隶解放日渐普遍，在确认奴隶身份和归属的纠纷很难继续适用“有亡荒阅”的行政措施了。于是一种新的原则便产生了。这就是《左传·文公六年》载赵盾所作“夷搜之法”中的“董逋逃，由质要”。即在处理逃亡者身份及所属的纠纷中，要以相应的契约文书（奴隶买卖文书或奴隶解放文书）来判断。法律赋予契约以绝对权威，而契约又是维护财产私有权的护身符。
诚实信用原则：盟誓与盟约
为了保障正常交往的秩序，诸侯和各级贵族常常与平等主体达成合约，以期共同遵循。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子产语：晋郑二国“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匀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持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孟子·告子下》载：“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左传·成公十二年》载晋楚之盟：“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堕其师，无克胙国。”
《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晋郑卫齐宋诸国之盟：“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惹，救灾患，同好恶。或间兹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堕命亡氏，踣其国家。”
这些盟约既涉及缔约各方之间平等交往的行为规范，如：买卖自由，不许屯粮不售，不许独揽山川之利，不许以邻为壑等。也涉及内部的行为规范，如：不要藏匿奸人，不要妻妾倒置，不要专杀大夫等。这些行为有时也会引起“国际交涉”。盟约中有起誓之词，而且还有专门的仪式如“歃血”、“埋牲”之类。在这种盟约中，神充当了契约的见证人、保存者和监督人的多重角色，而国家民族的灭亡则成了对违约一方的潜在的惩罚。于是，诚实履约的观念，成了对神的敬畏、对祖先信奉观念的一个自然的衍生物。
诉讼五原则：神判主义、当事人主义、辨论主义、证据主义、共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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