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分析“增部主见知之条”。沈家本撰写的《律令》二的考证里，在“孝武条定法令”一条下的按语中就指出“晋志谓萧何增部主见知之条者似误”〔3〕。确实是如此，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汉代“增部主见知之条”，已经是汉武帝（前140一前87年在位）时期的事情了。《汉书·
刑法志》谈到：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晋书·
刑法志》中所载的《魏律序》也说：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
这些文献说明，法律作出这些增删改动之时，已经是西汉中期。萧何早就不在人世。综上所述，无论在吕后、文帝还是武帝时期的法律改革都与萧何无关，所以，《晋书·
刑法志》这段内容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等语，其中说萧何定律，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等等也许是不错的，但在这中间插进“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则显然是不注重文献、违背史实的过于随便之笔，应予纠正。
《晋书·
刑法志》中另一值得怀疑的说法，是提到“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如果细心一些而不是盲从，可能不难发现，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只有在提到像法经、九章律等等时，因为描述的是带有法典含义的名称，才出现复数的篇数。可是，像越宫律、朝律等这样的名称，明显是具体的律篇名，与法经和九章律的名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像“朝律”这样具有十分具体内容的律突然会出现六篇之说，同样表达具体内容的“越宫律”不是一篇而是居然达到二十七篇，这两种律真的庞大到需要用多篇甚至几十篇吗？这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来判断，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像这样有具体事类的律名，自从有了“律”这一法律形式开始至少到隋唐，从来都是“一”律为“一”篇的，而没有见到其他文献说到像《晋书·
刑法志》所讲的一律多篇。我们还应注意到，《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晋代人张斐《律序》：“张汤制越宫律，赵禹作朝会正见律，”这很可能就是指具体的律篇名，与九章、傍章等从名称上难以知道内容为何的概括性名词大异。而且在后来，如已经增加不少篇数的晋律中，与宫室有关的“卫宫律”只有一篇，而在此前的魏律中类似规范连单独成篇的情况都不存在，这似乎也证明，汉代不大可能出现篇数如此之多的“越宫律”。
考虑到，《晋书·
刑法志》这短短的一段文字疑点丛生，有些说法似还可信，有些说法却是可疑，有些说法完全错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根据各种资料作出如下判断：把傍章和叔孙通联系到一起，或者说叔孙通制定傍章，极为可能是《晋书·
刑法志》的一个误说。
按照《晋书·
刑法志》的说法，汉律一共有60篇，而傍章18篇是汉律60篇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18篇是包括在60篇之中的，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可以断定，傍章也是汉律。可是如果我们分析汉代人的说法，至少能够证明的是，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绝对不是汉律。让我们来引用和分析近世学者经常加以引述的《汉书·礼乐志》：
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