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部法律已经以所有公民为敌，那么以公民的名义对它提出置疑就是适宜的。
在国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期待之中，国务院颁布了新的《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虽然这部新法规仍然带着“城市”的潜意识，但毕竟，救助代替了收容，管理代替了遣送。在以后的法律史上，这部法规不仅是新桃换旧符，它还将成为一个忏悔的象征。而忏悔，是和解的开始。
那么就让让忏悔和和解，代替傲慢和怨恨，来治疗因为城乡分治而给民族的肌体和心灵造成的巨大裂痕。
无论如何，国人仍然从收容遣送制度的迅速废除中，看见了与新一届政府直接沟通的希望。要求对巧取豪夺的拆迁、对乙肝歧视、对违反全国立法的地方立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纷纷飞向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从上海、北京以及全国的各个角落来到政治中心诉说不公和冤屈的上访者的浪潮，也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挑战，也是契机。如何建立中央权力和普罗大众之间直接的政治纽带，让国家取得每一个公民的授权，把中国建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让国家和社会互强，将成为我们下一步不得不面对的国家建设的巨大课题。
但仍然不能忽略，那些在基层成就和造就公民的实践。县级人大代表选举，是唯一全国人民不分城乡都参加的直接选举（虽然农村公民的选举权只是城市公民选举权的四分之一）。2002－2003年，是这个国家自1953年以来所进行的第15次县级人大选举，或者从1979年以来所进行的第7次县级人大直接选举。在选举中，深圳和北京，出现了一批久违的自荐候选人。他们中有业主、律师、高校师生和自由职业者，在选区这块土地上，有他们看的见的拥有70年产权的住房，也有看不见的愿望和梦想。但和其他候选人没有机会或者羞于表达自己的代表愿望不同的是，这些自荐候选人都有着强烈的代表愿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有足够的代表能力。
或许，仅仅把焦点放在这些代表、尤其是自荐代表人身上是不够的。1840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总结道：“在仔细考察美国的为政者身上常见的缺点和弱点时，会使人对美国人民的日益繁荣感到吃惊。但是，由这样的对照而产生的吃惊是错误的，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昌盛的，并不是被选举出来的行政和立法官员。美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是因为这些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美国的大众民主政治其实刚刚起步，还远远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内外强盛。如果托克维尔游历今天的中国，他或许可以预言，2003，将是中国国家建设的转折点；2003，或许是中国民主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