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SARS的过程，也是建设卫生系统的公共性和信息系统的公开性的过程。冠状病毒并不区分穷人和富人，农村人和城里人，只要我们同呼吸，我们就只能共命运。而传统上官员所习惯的在危机面前外松内紧的信息传导模式，只是假定了危机信息的公开会加重公众的心理危机，却完全忽视了人民神经的强度其实根本不需要你这样的呵护。实际上，一个成熟的政治民族，她的人民必须在日常直接面对危机的练习中养成责任共担的习惯，这样才可能在那些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上做出负责任的决断。所以，公共信息的公开，并不仅仅意味着满足老百姓的知情权；老百姓对知情权的渴望后面是什么？无非是一个个有国之民承担责任的渴望！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不能辞其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一份负责任的报纸，就多一群负责任的公民。而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或者网站的沦落或者失踪，就意味着不知多少负责任公民的流失。而所谓的国家建设，除了制度和设施，更重要的是公民的养成。中国的国家建设，就是把中国建设在每个公民的身上。
也许对于那些在最初的慌乱中匆忙涌到机场或者火车站的大学生和民工，不能进行过多的指责。前者，太年轻，又多是独生子女、被呵护长大的骄子。后者，本来就是城市的贱民，招之即来，当然也可以挥之即去。但是《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5日“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报道，却清楚地表明，在维护城市的治安、卫生、体面、就业率和好心情的专业非专业的有偿收容遣送措施面前，一个民工，和一个已经通过高考摆脱了民工命运的大学毕业生的最终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读了书、认死理”的大学生，在蛮横的专业或非专业收容工作人员面前犟嘴，只怕挨揍的可能性还要更高些。
就像病毒不区分穷人和富人，收容遣送制度其实也不区分城里人和农民。考虑到这一点，俞江、腾彪、许志永这三位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博士生(愿母校为他们骄傲)，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他们关于对《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书的时候，署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部旨在维护城市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国务院法规21年前颁布的时候，城市或许还有以衣帽、面容、口音简便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定居者与暂住者的办法；但是，在人口大流动的今天，本地人和定居者渐渐发现，只以衣帽、面容、口音等特征，向有盈利冲动的收容者证明自己有在这个城市合法走动、徘徊、闲坐的权利，已经越来越难了。一部以排斥暂时居留者来保证定居者的秩序和团结的法律，今天也终于威胁到城市定居者的安全。这在历史上再一次证明，法律对平等的人们所做的没有道理的区分，它的恶果总有一天会落到所有人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