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然的”和“道德的”特性。福利权可能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享有要求获得来自于他人、团体和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因此，福利权所针对的请求对象是特定的。同时，有资格请求福利权的主体也需符合特定条件。例如，属于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无子女的老人等等。因而，福利权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自然权利的意蕴。[13]
但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上看，美国传统上认为“贫穷的人”是“懒惰”的，反感那些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劳而获的“搭车者”。如果将福利权视为前法律（prelegal）的自然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美国人民“勤劳勇敢”的美德，还会培育起贫困者的依赖心理，也与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石的自立原则背道而驰。
2．福利权是否需要
宪法规定？
美国联邦
宪法中并没有对福利权进行明文规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公法学者开始试图从
宪法中寻找推演福利权的可能性，例如本迪斯（Bendich）教授和考克斯（Cox）教授都分别论述了正当程序条款下的积极权利，认为正当程序要求政府有为公民提供最低限度需要的义务。米勒（Miller）教授则认为联邦
宪法的整个结构都包含了积极权利。[14]但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几乎从未出现援引
宪法条款来认可公民福利权的情况。如在林赛诉诺麦特案[15]中, 法院认为政府没有提供一定质量住房的
宪法性义务；在拉维恩诉米尔恩[16]案中, 法院认为福利权益不是基本权利，也不是州或联邦政府的
宪法义务；在德宣妮诉温尼贝戈案[17]中，法院认为正当程序条款通常不包涵要求政府援助的积极权利，即使这些援助对于社会保障确属必要。
历史上，州宪和地方政府在保护穷人上负有首要义务。州宪及立法中经常包涵明确的福利权保障条款。如纽约州宪第十七章第一节规定：“对穷人的资助、关怀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应获得州政府和分支机构的解决。同时，立法机构可以随时确定其方式和手段。”在阿尔巴马、阿拉斯加、堪萨斯、蒙大纳和怀俄明等州的
宪法中，则将积极权利明确表示为政府义务，表述为“应该提供”（shall provide）。州法院的某些案例对包括福利权在内的积极权利予以支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无房者联盟诉人类服务部案中[18]，法院判决要求当AFDC资金不足以提供给未成年子女父母住房津贴时，应告知立法机关。在北卡罗莱纳州人类服务部[19]案中，法院判决州机关有责任给无家可归者以住所。[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