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问题是“全球化”与民族认同、公民美德的问题。“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现在也丧失了市场，现在一谈“民族主义”，就好像跟萨达姆、拉登一样，就好像跟恐怖主义联系在一块了。现在把北爱尔兰、车臣武装分子叫恐怖分子，其实他们还不是不想让人来侵略和欺负？现在不管价值性的东西，只看那个行为。但有人说过“恐怖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我搞什么恐怖啊？我把飞机、航母都开过去，那个不恐怖啊？你有正当理由，人家就没有啊？如果说把terror加上lism，跟背后的价值相联，那要考察人家背后有没有正当的价值。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民族国家的概念被贬低了，我们国家又没有宗教，不像伊斯兰国家，可以通过宗教联结起来，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对神的认同是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连在一起的，是不容易打破的。我们民族的情感在哪里？需要一个东西、一个纽带连结起来。所以你看我们江总书记拜黄帝陵、到世纪坛，这些都是古代帝王干的事情，这就是民族认同的一个仪式，黄帝就是民族的共同祖先嘛。但我们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些仪式都打破，现在又捡起来，老百姓就不大会有那种认同感。这里面还有一个公民美德的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的后记里面写过“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公民”？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刚开始搞，国外人跟中国人讲，你别看我们吃喝玩乐，这么自由，（好像）没有集体主义。但是告诉你，我们国家要有危难的时候，每一个公民都能挺身出来。这是属于市民社会里的自由主义，但只要是属于公共的问题，有了危机，这种公民美德、公民职责就迸发出来。所以我现在想，如果打仗，还有多少人愿意去打仗。美国人就是很有意思，美国政治好像很散，好像没有深思熟虑的，但他实际上考虑得很长远，不断地制造战争，塑造民族的战斗力，“我们又死了几个人”，仇恨一下子就来了，民族认同感就有了。
吾国吾民“更能消几番风雨”？现在是最关键的发展时期，很难得的，你们出生、生长的这个时代，我们民族等了一百多年，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场风雨，别看现在搞得挺好的，一场战争就可以把一切都毁了。所以我们要冷静的思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去创建我们自己的国家学说。昨天开会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机，如果再搞不出一个好的
宪法、好好的实施
宪法，那我们就愧对自己、愧对前人，也愧对后人。确实是如此，民族很不容易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发展、建设空间。邓小平的功能真是太大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一个大的判断：现在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我们赶快利用这个时期发展经济。李嘉诚说，我们十三亿人要感谢他。真的，人有时候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不会去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时代的发展，哪怕我们十三亿人，这么多聪明的人，真要感谢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勇气。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物欲熏天、自私自利的时代，但我们民族从来也不乏“忧天悯人”的思想者。晚清的变法维新、立宪运动，共和革命，以及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革命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三个代表”理论，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旨在论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主权理论，无论如何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现在有志文人提倡新民本主义，就是冀望用民权制度发展传统的民本主义。我们的立宪主权，就是要融合民权保护与国家权威的一种知识努力。
但是我们思考我们面临的时代危机，要创造我们的国家理论，以及一切的创造性思考需要起码的知识基础，为此，这个课的用意主要还是一种知识积累。心中怀有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入手是那些非常繁琐、枯燥、难懂、不好读的知识性的东西。宪政与主权理论课程意在深入宪政理论和主权理论的知识谱系，钩沉发微，吸取一切有益的知识养料。重点在于主权理论，但我们研究主权理论，是在宪政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的，目的在于为理性的国家制度建设贡献急需的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