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是“危机”，作为理论问题来讲，我想有几个方面要好好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双重代表制。
首先，我们有人大代表，我不想说人大代表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它的本质，不具有代表性，人大代表里面多数是干部，有什么代表性？检察长、法院院长还去做人大代表，是可笑的。省长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那就是内阁制，议会内阁嘛，否则你就不应该是议员。第二个代表是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利益的代表。现在共产党要追求合法性，就要和人民的意志、利益一致，就是用了这个代表制的理论。我也不想评论这个代表制是否符合代表制的本意，我只是想说：一，有两个代表制，怎么办？二，共产党的代表制是没有写在
宪法上的，因为我们现在谈宪政问题，必须都在
宪法框架之内，只有在
宪法里面才是国家的，要成为国家的，必须进入
宪法。别人的君主立宪，君主的特权也是写进
宪法的；我们晚清的立宪，也是把皇权写进
宪法的。而前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代表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我有一个粗略的设想，叫“共产党在人大中”，这是套用英国宪法上的“king in parliament”或者“queen in parliament”，就把这个给化解掉了，也不说是国王主权，也不是纯粹的议会主权，两个是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legal device，我想我们也迟早需要这样一个解释。因为代表制是个主权理论，有两个最高权力，怎么可能呢？以前教皇和国王都说自己有最高权力，打来打去最后还是要划个界限，教皇退出世俗领域，在精神领域是最高的，世俗权力领域里国王是最高的。因此问题是如何把这两个代表制协调起来，我并不是主张废掉其中一个，对政治我们要有一种非常实际的想法。哈贝马斯有一个说法，我还是非常赞同的，就是：把事实性首先看成是有效的，把actuality或者说factuality看成是validity，而不能简单的把事实性否定掉，这样理论上很简单，但你怎么实际的、可行的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的代表制有效，人大的代表制也有效啊？而且人大代表制还在
宪法中写着的，是有
宪法保障的。两个都有效，那就好办了，两个合拢来，妥协、综合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要有一个最基本的integrity；但是这个民族国家最基本的integrity的标准在哪里？我不谈经济的、文化的，我只谈政治的、制度上的，最最起码的要做到什么标准？比如说台湾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搞两个国家，在
宪法上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也可以承认你有主权，但是有一点，你的主权在最基本的几个方面要服从我的主权，不能跟我冲突。以前我们认为国家主权的概念，就是什么都管，在地方那里政令畅行，主权无所不及；现在我们把“主权”缩到最最起码的、还能称之为主权的地方？台湾问题现在看来首先是一个国际力量、政治智慧和政治策略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实力上有可能压倒别的力量，能够让他们来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提出
宪法方案。香港也是这样，我认为我们提出的
宪法方案——《香港基本法》里面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让步，传统主权概念里面的一些要素我们已经丧失了。比如说税收的权力，这是起码的主权。中央政府也代表你（香港）啊，中央政府不能只由我们这些穷省来养着，你富一些，反而你不养，还要中央倒贴给你；就像父母只由穷兄弟养着，你富了，反而不养了，这是可笑的。中央政府用这些钱是为整个国家服务的，国防、外交，这些也用在香港身上，税收是必须的。我认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个面子工程，虽然英国没有对香港的主权了，但是中央政府也只是收回了部分的主权。还有驻军问题，当时有人对记者讲，我们可以不驻军。邓小平火了，马上把香港记者叫回来，说（不驻军）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这也是主权的一个起码的东西。包括司法终审权问题。司法终审权也给了香港，这里有点特殊性，但是基本法本身的解释也有麻烦。我的思路是，香港法院是有权解释的，但是有一点，你的解释得服从中央的解释。可是现在没有一个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否认他们有权解释基本法，说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他们至少也有适用解释权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