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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

  这两条路子各有其看得比较到、或照得比较明亮的地方,也有看不到、或相对比较暗淡的地方,我们现在尽量地在想,两种路子是否能尽量融合一点。行政法上有一个平衡理论,它的提出是从结果上来关心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要太极端化;还看到一个现象,看到了计划经济、大公有制的灾难,我们想往保护个人利益方面靠,但我们也不想走到极端的个人主义,结果是大家平衡平衡,综合一下。这个意义上讲,(平衡论)只是一种直观的东西,还不是方法本身,但这种用心大家可以理解。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理论,有一点,在公法、行政法里面,平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直觉、常识、经验可以得出的一个判断,过于强调个人或过于强调公家,都不好。
  这些就是我要交待的一点:研究“主权”概念对于公法学科来讲,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原初的概念,所以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意义。如果我们现在说来研究行政立法权、行政裁决权,大家都会说很有意义,因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主权”,好像很远,不好把握,但是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但是我更重要的一个考虑还不是学科上的,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政治的考虑。费希特有一篇文章,叫“论学者的使命”,里面讲学者是干什么的:学者就是应该为社会而生存的。也就是为社会服务的。那作为一个学者,就要考虑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能为这个时代、社会做点什么。在我们公法的领域里,我们现在的问题到底是哪些?哪些问题最突出?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解决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问题,我们在理论上能不能想点什么办法?所以我说我们要反思我们时代面对的“政治危机”。现在我接触的七、八十年代的人,政治情结越来越弱,人越来越实际,越来越自我,天天想的是找个好工作啊、哪里有赚钱的机会啊,每个人都这样。我不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有多伟大,这是时代注定的。不是你主观有多伟大,而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以及所经历的那些苦难,那种转折,考虑问题就不一样。我们读书的时候很穷,但是从来不想钱,没有什么觉得不知足的。要是说国家有什么事,那很当回事的,好像自己的命运跟这个连得特别紧。这样的话,我对这个课的想法好像也带点那个时代的痕迹,总是来想到底有什么危机?这个话是不是危言耸听呢,我觉得不是。现在我们是太平盛世,但是你们注意一下,英国人打到广州之前,清朝人还在用“中兴”的概念呢。所以我以前给法制日报写专栏,叫“盛世话宪政”。那么现在的危机在哪里?我想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危机,下面分别讲一下。
  从国际层面来看,危机第一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对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这是我们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到加入、一直到今天谈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入世之前,我们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后来我们是不惜求神拜佛都要希望它来的;入世以后,我们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而我对于“全球化”这个话一直抱有非常警惕的态度。我认为“全球化”就是后现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他们主观的侵略意向,而是技术发展到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不想这样也得这样。你想想当时外国打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他的船可以开到中国来了;他的炮弹比你的大刀厉害,他只要两千人就可以打败你这个泱泱大国了。第二,他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必须把他的技术和剩余的资金,找个地方开发出来,中国又有这么大一块地,还可以抢地皮。现在只抢市场了,那时还抢地皮,这个列强来划一块地,那个帝国来抢个海湾。那个时候更表面化,更让人觉得耻辱;现在让人觉得自豪,比如说一个国际大公司在这里开个分公司,你到里面做一个白领,很有自豪感,经常到总部汇报,感觉是个世界公民。“全球化”这个概念认为“主权”没用了、过时了,是个障碍。当然是这样,我有能力走到人家家去,那还要那个门槛干什么,门槛是个障碍。小偷就最烦人家有门有锁的,而如果这个小偷又有一个“全球化”的正当化理由,那么你家的东西就是我的,我家的东西也是你的,但是你没有能力来拿走。所以这个“全球化”就把一个最底线的那个“门槛”锯掉,把“主权”毁掉,一步步毁掉。比如说世界贸易,大家做生意就要规则差不多,要接轨——过去铁路开到山西,就开不过去了,因为阎锡山的铁路和外面不一样大——所以要强制性的修改规则。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主权问题,因为内政是属于主权的,凭什么要我改?不改的话就不跟你做生意,那我改吧。有些人还这么解释,通过我自己主动改的,不是丧失主权。但问题是,只要实际考察,就发现有的(国家)是强势、有的(国家)是弱势,就有被要挟的,是被逼无奈的。李嘉诚的儿子被绑架了,拿了二十个亿出去,那他也是自愿的,但那能叫做“自愿”吗?这种解释一方面能给我们自己台阶,另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自己有多大的实力,这是个实力问题,实力决定你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有没有底气和分量。我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面:第一,国家主权原则一定要坚持。你有十三亿人啊,不是什么小国家,如果你是一个小国家,世界养得起你。你十三亿人、这么大的文化,全球化能养得起吗?毫无疑问,中国只能靠自己,不坚持国家主权,是没有辙的;第二,我倒不是要用一种“关门”的态度去对待“全球化”。“主权”在这里主要是给自己一个定位、一种尊严感,要有一种自尊和自强,全球化这个过程是避免不了的,就像那时人家坚船利炮来打我们,我们还得老老实实去学怎么造船、造炮。义和团说自己刀枪不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能有这种幻想。现在我们得加入世贸,而且要去争取主动权。“主权”在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讲,不是要放弃的东西,人家不讲,不要自己也忘记了。人家是强者,话语霸权、制度霸权已经是既定的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已经是既定的东西了:第一,这个规则本身对后来者或弱者是不是公平?第二,这个规则是可以玩起来的,你玩不过人家老手。
  所以“全球化”问题我很大程度上把它当成一种危机来看,我们利用得好,是一种机会;利用不好,就是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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