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 ，在处理附带民事赔偿上，也难以适用单位盗窃。
根据
刑法第
36条的规定，因犯罪行为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赔偿经济损失。根据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第
77条的规定，被盗失主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根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理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必须是刑事被告人，而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犯罪处理。如果引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也只能是自然人，而不是某单位。但从民理责任理论来看， 单位实施的盗窃， 而要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同时，有的因盗窃数额大，单位不承担赔偿责任，而个人难能赔偿，也会给失主造成损失，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三）、解释本身的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执行
由于解释脱离
刑法规定，其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如什么是“情节严重”？什么是“直接责任人”？这些都是
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所没有的。对其如何理解和执行，仍然是一个难题，需要再行解释。如单位盗窃数额较大，是否属于“情节严重”？不够明确。从解释的文意来看，单位盗窃不应包括数额较大。如果单位盗窃数额较大，属于情节严重，新批复就没有必要使用“情节严重”一语，而直接规定：单位盗窃的，对直接责任人按照
刑法第
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又如“直接责任人”的范围，是指主要直接责任人，还是指直接参与盗窃的所有人员？司法实践中也难以把握。执行不好，就有可能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上述解释不仅存在文意不明难以执行问题，也涉及高检的解释在审判机关能否执行问题。由于现行《
立法法》未对“两高”的司法解释权力作出明确规定，“两高”各自的解释权限范围没有明确分工，“两高”之间的解释范围十分混乱，直接影响了解释的执行效果。对此，王作富教授是这样描述的：“开始都是两家联合发解释。最近少了，两家分别发解释，矛盾不止一次，比如，什么是非法所得，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解释各不相同，带来很大混乱。法院肯定按高法的解释办，往往高检就白解释。”为此，王作富教授认为，应该对“两高”的司法解释权进行明确。“要不就让高法一家解释，要么慎重研究后两家联合发解。要不实行明确分工，定罪量刑的问题由高法解释，检察业务本身的问题由高检解释。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对目前关于法律解释的制度设计进行重新考量。”( 见《“黑保护伞”引发的法律问题》，载《南方周末》2002年5月9日A2时政版 )暂不说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范围的权限问题，仅从上述解释的
刑法依据及其操作性来看，已明显存在严重缺陷和分歧，法院能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将是一个疑问，很可能出现王作富教授所说的高检“白解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