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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之中，欧风美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中国也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历程，在中国启程之初，中国的学者就已经展开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是应该首先进行主义的建构，还是先考察中国问题的特色，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在法学领域，对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宏大叙事和微观论证的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宏大叙事和微观论证的对立仍然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续，中国的法学界也正在经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的转变。宏大叙事是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怀疑，对传统理性主义叙事方式合法性的颠覆，而对元叙事的贬称。他以悖谬逻辑作为理论基础，运用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不可能构造出一种能够说明有关主题的所有真理的理论，这种理论旨在论证任何理论体系的不能自足。中国法学经历过法治的价值呼唤之后，很多学者也发现宏大叙事的不足，而开始转向微观论证，分析实证和社会实证在中国法学界蔚然成风。更有学者贬低任何法学理论的构建，把任何对普适性命题的追求归之于“致命的自负”，或儿童式的“恋父情结”。因此，现在中国法理学的学者对于引进西方比较好的法治范式乐此不疲，或者对于现存的法律制度的注释评说津津乐道。或许出于这样一种顾虑，葛洪义先生在《法律与理性》一书中开篇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法律理论有无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与理性》一书的写作本身亦是一种“宏大叙事”和理论构建，在写作之前，首先必须论证理论构建的合理。固然，法学作为实践理性，不可否认法律自身的实践性格，但是，法学自身又糅合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和技艺的某些性格。法学不是纯粹理性，不能依靠逻辑演绎，追求全盘的客观性；法学也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通过脱离现实的思辨达致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但是这并不是说法学自身不需要客观性，不需要思辨式的思维方式。法理学不能纯粹，因为法理学作为实践性的学问，总是社会指向的，但是不能否认法理学的“纯粹性”，在法理学的研究中我们也需要法思辨，也需要理论构建。因为，我们不可否认理论存在的价值。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对命题的普适性追求，而恰恰在于其自身的非自足。正如后现代哲学所云，任何理论的不足之处，正是问题的产生所在。问题与主义并不矛盾，只有建构主义，才能发现问题。“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1]不可否认，分析论证和解说注释对于法理学的推动，但是亦不可否定“宏大叙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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