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意见】
刑法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对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是否都应以自首论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说，对供述的“其他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属于异种罪行的，按自首处理，没有分歧。但对供述的“其他罪行”属于同种犯罪，对其能否按自首处理，则有不同看法。
理论上有人认为：“其他罪行”不包括同种罪行。 目前的司法解释也持这种观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自首的《解释》规定：“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的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解释》第二条）。“被采取强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于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 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解释》第四条）。可见，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其他罪行”不包括同种罪行，即如实供述未被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的，不能以自首论，并只能从轻处罚，不能减轻处罚。
我们认为，上述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待进一步完善：1、对于如实供述未被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一律不作自首论，并不予减轻处罚，将会限制犯罪人主动交代同种余罪。
大家知道，行为人如实供述的未被掌握的同种余罪，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供述余罪较轻，有的供述余罪较重，有的供述余罪很重，甚至特别严重。如甲、乙、丙三个犯罪嫌疑人，都因盗窃1000元财物被捕，甲又供述未被掌握的盗窃500元的犯罪事实；乙又供述了未被掌握的2000元的犯罪事实；丙又供述了未被掌握的盗窃50000元的重大犯罪事实，达到了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其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按照《解释》的规定，对丙只能从轻处罚，不能减轻处罚。因而其最低刑期也得判十年。这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如实交代余罪。
2、同种余罪和异种余罪都是余罪，对如实交代未被掌握的异种余罪作自首处理，并可根据自首情节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对如实交代未被掌握的同种余罪，则不作为自首处理，并不能减轻处罚，是不合理的。
对余罪应否认定为自首和从轻或减轻处罚。应当从所供述余罪自身情节的轻重和悔罪程度来考虑，而不应该从是否同种余罪和异种余罪来考虑。同种余罪和异种余罪，只有罪名之别，难有轻重之分。如果以是否同种余罪和异种余罪为划分是否自首的标准。就会使相同的余罪得到不同的处罚。有的甚至会造成同种余罪和异种余罪处罚严重失衡。如犯罪嫌疑人刘某因贪污5000元被刑事拘留，拘留后又主动供述未被掌握的50000元的贪污事实和50000元的受贿事实，该嫌疑人分别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两个罪的最低法定刑都是五年。按照解释的规定，对贪污罪不能认定为自首，并不能减轻处罚。对贪污罪最低也应判处五年徒刑。而对受贿罪则可以认为自首，并可减轻处罚，可以判处二至三年徒刑。甚至更轻。刘某又主动供述的贪污和受贿罪两个余罪都是5万元。两者相比，其罪行（轻重）相同，但却得到了悬殊很大的处罚。其不合理性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