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法学——贺卫方教授北京农学院讲座记录
贺卫方
【全文】
政法系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农学院作这次讲座。你们的金瑞锋老师去年就邀我来参加你们系举办的人文社会科学月系列讲座活动，给大家讲讲，但是一直比较忙，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望大家谅解。另外，我先对今天能来听我讲座的同学表示感谢，欧洲杯激战正酣，大家的注意力可能都在这上面了，我想没有来的同学可能正在补觉准备观看今晚的英葡大战，其实我也是个球迷，如果今天我讲的不能令大家满意，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因为我也是天天在秉烛夜战，作球迷真辛苦呀！尤其是作中国的球迷！（笑声）好了，我们现在言归正转。说到中国法律的教育，我们首先应该从大学说起。我认为一个人进入大学受的教育应该是多方面的。应该接受多方面知识的熏陶。单一类的大学不容易将人培养成为一个“博雅之士”。中国的大学呈现出来的历史是“分分合合”。原来的那个单科性的学校开始合并，比方说北京医科大学，本来就是从北京大学分出去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在又回归了，回到了北大，成为北京大学的医学院，这样的话，学医的同学也可以在一个综合性大学，比如说他愿意去听一听西方哲学史，听一听电影艺术鉴赏，听一听行为艺术，比如说朱青生教授的现代艺术方面的课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课题，这样一个人就又进入了一个多学科的知识素养不断提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趋势比较受欢迎，另外一个和合并相类似的一个趋势，原来的一些单科性的学校越来越走向综合性，越来越愿意去办自己以前没有的一些学科，纯粹办文科的现在开始办理科，纯粹办理科的工科（比如清华大学），现在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力量。像我们农学院，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哪会想象农学院竟然有政法系，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政法系，我们招生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我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研究法律，那么，这样的一个学校逐渐走向综合化，我们都知道高等教育所承担的使命，有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就是要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具有一种高层次的文化修养的，这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工匠意义上的文化，而且是一种具有宽广的一种视野的这样一种人才，这是我们今天院系调整的，或说新的教育体制改革的最让我们欣慰的一点。当然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的合并的太大，过去我们说吉林大学座落在美丽的长春市，我们今天可以说长春市座落在美丽的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到了长春，你满城市看到的是吉林大学的牌子，一个学校由于各个分校区离的太远，所以不同知识的交流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这种困难也许应该可能是暂时的，我们长久的来看，上一界主持教育方面的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许做了一件好事，也许并不是他有意识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考虑也许没有我这么深刻，能够考虑到教育体制，这是一个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或者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动，我们的教育又一次恢复回归到高等教育的一个政府组织，但我们今天走到许多学校，我1978年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个时候全国法律方面的高等院校只有5家，那就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人民大学法律系，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以及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招生，一晃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上大学学习法律，那一年全国招生的规模，法律专业的招生规模大概是700人左右，我们西南政法一下就占了半壁江山，我们招了三百六十几个人，跟一年的天数差不多，大概是365个人，上大学学习法律，今天我们弹指一挥间26年过去，我们全国的法律专业的招生数量已经没办法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法律院系已经上升到了500所左右，是二十多年前的100倍，从5所到500所，这个说给外国人听是瞠目结舌的，二十多年增长了100倍，这是怎样的一种增长规模，到处都有学法律的，没有比学习法律更时髦的了，我回忆起来过去的时代，比如说再来看老舍的茶馆，他的茶馆里有一个二流子，几天不见，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二流子说：“我上法政学堂去了。”开始学习法律去了，法律变成一个大家都愿意学，学了以后，将来要做一个法律人，要成为
律师法官检查官，要用法律的知识改造这个社会，我想这么多的法律院系，每年都在培养着无数的人，这些个人进入到社会，对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一定有着深远的意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将来走向社会，对社会要带来怎样的一种变化，这都是我们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间可能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我们法学教育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要培养合格的法律人，这样的法律职业又给法律教育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挑战呢？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一些粗浅的思考，与在坐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有一个机会交流，我想我讲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讨论，虽然今天人比较少，但是人少的讨论可以多一些人来发言，能够深入的聊一聊。
